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举行揭牌仪式，有药店向记者举报，该局要求辖区内的医院和药店缴纳“赞助费”。该局局长承认此事，但称缴款都是“自愿”的，“实在挡不住”。(7月8日《华商报》)
这种现象，不单是在药监局，也不单是在西安才独有。笔者认为，这一标本折射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相关执法部门搞个什么庆典或者活动，辖区内企业就赶忙“自愿”缴“赞助费”，甚至到了“实在挡不住”的地步，这折射出企业在“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顽症下的“非制度化生存”困境。
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公共权力的行为，其标准、方法和手段非规范化、非制度化，反而较多临时性、自由裁量的特征。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时，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比如对于西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辖区内的企业来说，缴不缴“赞助费”，就是一次具体博弈。如果这次“博弈”搞不定，那么，他们面临的可能就是来自监管部门执法监察时的“特殊照顾”。
总之，药监局“开业”“收份子”事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惟一的。它只不过某种“潜规则”在某个时刻、某个领域的“走火”。对于这次“走火”被揭露后，是否有人将为此承担责任，人们非常关注。但笔者以为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警示我们，必须遏制公共权力无穷的利益欲望，思考如何给公共权力监管下的企业营造一个制度规范的生存环境，而不必让他们再一次次去博弈，一次次去思考愿不愿意“自愿缴纳赞助费”了。
这种反思，也许比处罚几个“坏蛋”更有意义。
-石敬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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