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美国特约撰稿人 薛涌(blog)
两个多月以来，我一直不停地写文章，称香港的大学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一流的位置，把北大清华从“最高学府”的地位上挤掉。虽然我的说法不断被今年考生的偏好所证实，但仍有许多人愤愤不平。他们攻击我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的大学“凭借几个臭钱”，怎么能和北大清华这种有百年以上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大学
相比？
香港真是“文化沙漠”吗？北大清华的传统和文化积淀真是那么深厚吗？我们还能这样自欺欺人地欺多久？我不妨再捅破一层窗户纸：香港是中国的文化沃土。中国一流的大学，就要到这样的地方去办。相反，北大清华现在所有的积淀，却不过是个影子。
要知道，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西方世界，即使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也拿得出300年以上的大学。我们自吹“百年以上”的传统，正好说明我们缺乏传统，以及由此获得的井底之蛙的自信。同时，香港的大学资历也并非那么浅。比如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1887年就成立，国父孙中山就曾是那里的学生。港大正式成立，是1911年的事情，并不比北大清华年轻太多。
靠数年头来压低香港的大学，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历史并不能说明一个大学的水平。美国的许多一流大学，远比欧洲的年轻，但其水平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度和精神。用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表达，那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北大清华固然有百余年的历史，但作为这样的精神的承载者，时间并不长。到1950年代为止，北大清华不过有几十年的传统，而且频受政治和战争的冲击。也正是在那个时刻，开始以苏联模式搞院系调整，把大学当成生产车间来重组，元气大伤。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教授学生人人自危。到了1977年重新恢复招生，教授们才开始拣起荒废的学业。我是1979年进北大。那时说有文化积淀，也只是勉强说得过去。比如朱光潜、王力等老教授并不给本科生上课，只是人还在校园里，北大还有几十年前留下的一点点老本好吃。
如今在北大清华充当主力的教授，大部分是1977年恢复招生制度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这一代中，特别是那些上大学前下过乡，吃过苦的人，有非常杰出的人士，他们的成就也许被低估了。不过，不管我对他们个人是多么尊敬，从文化史的角度说，他们大部分是被19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受大学教育的教授教出来的，更何况他们中许多优秀人士，现在在海外教书。你可以说这代人在香火已断、起点很低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说他们背后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怕是非常勉强。
香港则不同。举个我个人领域的例子。在过去50年，中国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是谁？说余英时是其中之一怕不为过。余先生正是在1950年到了香港，投到刚刚主持筹办新亚书院的历史学家钱穆门下。那时新亚仅二十几个学生，程度不一，校舍经费都无保证。但是看看人家培养出来的人。北大清华是否敢比？钱穆是秉承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他把香火传给了余英时。这才叫文化“积淀”，这才是“深厚的传统”。余先生本人对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说就很不以为然，还特地写过一篇文章，指明香港的文化成就。
新亚不过是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三所书院之一。此外还有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崇基书院(1951年创办)和有广东等附近地区的小书院集结而成的联合书院。到了1986年又有了逸夫书院。像把《论语》、《孟子》、《老子》翻译成英文的中西兼通的刘殿爵教授，大陆能找出几个？更重要的是，衡量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就，当然不能以一个新亚书院或余英时、刘殿爵先生这样的文史人才为基准。毕竟大陆也还有许多文史人才。香港的大学培育的律师、经理、金融家、社会工作者等等，是维持香港的法治社会和经济繁荣的支柱。在这方面，香港和内地的对比恐怕不仅仅是高和低的问题。
我们没有必要夸大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就。从体制上说，香港的大学还是欧洲式的，靠政府资助。未来要和美国的大学竞争，尚有诸多制度劣势。教授的整体水平，在国际上还不够有竞争力。但是，香港毕竟是个法治社会：文化自由开放，政府廉洁而有效率。在这样的环境下，香港即使是官办大学，也有相当的优势。
在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和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兴办大学最容易成功。过去我们曾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出努力，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花费不菲，但同时教育成本提高，而教育质量却没有相应提高。所以在我看来，“世界一流”的实现谈何容易，中国一流却可以在香港打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