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平
我们愿意将文化传统带入现代化，却不愿意将文化传统和政治文明混为一谈。
我们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上，远离人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观。相信“君子和而不同”的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可以全面
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的理性社会，中国古代的司法官们，也不可能说出社会和谐必须立足于法治社会，约束政府权力，以公法为脊梁的道理。所以，我们教小学生读经的时候，勿忘以公民教育，平添他们的现代思维。我们相信，亲近人类文明的主流价值观，不会断送我们的传统文化。
当然，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自然不能忽略数千年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90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谷德诺，替中国草拟了一份宪法法案，语重心长地对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国民众说，共和与帝制，半斤八两，各有所适，很难说共和就比君主立宪好，比如说，帝制的英国就不比共和的墨西哥差。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当依国情而定。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后感慨，法国在共和道路上大起大落，不能一蹴而就，在于他们缺乏独立自由的乡镇精神。那是美国民主的源头，不是我们的。虽然我们内心焦虑，渴望在民主的空气中自由呼吸，但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脱离脚下的大地，扯起自己的头发往天上拽。
可是，“中国特殊论”不能成为拒绝进步的挡箭牌。主张“中国化”的知识分子们，喜欢从文化传统出发，宣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我们承认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惯性，但我们厌烦文化特殊性的唠叨，世界上所有在文化上堪以独立存在的民族的文化，都有特殊性。特殊性不能成为保守的遁词。
我们要尊重视野之内的一般规律，就不能轻视现代化道路中的全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就像我们在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样。我们在辩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的时候，理应将它们比喻成须臾不可离开的两只手，且任何一只都不能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