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的比尔·盖茨，他那530亿美元的家财，让许多中国富豪不再神气；他那270亿美元的慈善捐款，更让许多中国富豪相形失色。尤其是当以比尔·盖茨夫妻名义建立的“比尔与梅达琳·盖茨基金会”善款总额已超过600亿美元，正在为钱花不出去而发愁的时候(8月14日《环球时报》)，一则曾让所有中国人尴尬的传闻，理应再次引起国人的深思：“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其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元人民币。据说，比尔·盖茨看到这则报道后哭了。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千万美元以上
的富人超过23.6万名，这些人占有的财富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国家面临那么严峻的灾难，捐款只不过700多万元人民币，且不说其中有些捐款者未必就是富人。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还表明，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却在80%以上。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100位中国富豪，有七成没有在“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出现。
我并不相信比尔·盖茨真的哭过，比尔·盖茨如果生活在中国，也未必会把他资产的55%捐为善款。富人的行为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像他们用同样的法则赚钱，也用同样的法则花钱。2004年发生了印度洋海啸，网易掌门人丁磊个人捐了1000万元。为此，他曾犹豫了一天，担心的是，万一人家问起，如果真心想做好事，为何不用化名？为什么要捐1000万元，而不是500万元，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而不捐给受灾的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情，你会捐多少……钱最终还是捐了，但丁磊的疑虑，却真切地勾勒出中国慈善捐款的社会环境。用丁磊的话说：“中国的富人中想捐款的肯定不在少数，但大家都怕枪打出头鸟，我可以带个头。”遗憾的是，这样的事，并不因为有人带头，就会有人趋之若鹜。
中国大陆富豪不肯捐款，据说有这样的顾虑：一怕被人说成“出风头”。一位富豪因公开表示要向教育事业捐款，结果遭到嘲笑，他因此放弃了捐钱，理由是：“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出去不仅得不到赞扬，还被讽刺……何况，中国比我富的人多得是，大家都不吭声，我出什么风头？”二是担心捐款去向不明。慈善机构多数暗箱操作，富豪们“无从得知最初想帮助的人们是不是真正得到了帮助”，善款被挪用、甚至基金会本身的丑闻，无形中影响了富豪们的捐助热情。三是缺乏税制的激励。在美国，当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可以减免10%的税款。在中国，这个比例只有3%，而且只有捐给七八家慈善机构才能够享受。四是怕惹麻烦。捐了款，欠你钱的人说，那么多钱都白白捐了，我那点钱就免了吧；化缘的会没完没了地缠你；知道你有钱的人多了，甚至会危及你和家人的安全。
我不是富豪，但不难想像，富豪捐款，所缺的不是钱，而是动力。无论是将富豪视作“经济人”还是“理性人”，都须让他们觉得，捐款是划算的。否则，钱在富豪的腰包里，凭什么非要人家往外掏？从所受的道德教育看，我不信比尔·盖茨们就比丁磊们更懂得回报社会，更懂得关爱弱者。肯定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有更好的社会氛围，有更好的理财传承，所以比尔·盖茨们觉得，把钱捐在慈善事业上，远比把钱塞在自己腰包里或继承给下一代更为划算，而丁磊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虽不否认人是有境界的，但比境界更可靠的，永远是制度。钢铁大王卡耐基去世前捐赠了所有的财产，并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比尔·盖茨算得上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但他出行坐经济舱，和妻子进超市买打折商品，给儿子的遗产只有一百万美元，留下的名言却是：“花钱如炒菜一样，要恰到好处。盐少了，菜就会淡而无味，盐多了，苦咸难咽。”他们无疑是大写的人，代表着人类的良知。但当这样的富豪，反对布什减轻或免除遗产税的设想时，恐怕就有自身受益于这种税制并希望后代也继续受益于这种税制的考虑。有了这样的制度支撑，他们的境界才真实可信，富豪捐款才不至于被人视为应景的作秀。同时，也正因为有了真实相信的境界，社会才不会误读富豪的善行，公众才不会矮化、丑化富豪，当然更不会一味地嫉富、仇富。
说到底，比尔·盖茨们的富豪行善，是人性与制度博弈的结果；丁磊们的富豪行善，也是人性与制度博弈的结果。在这里，制度的差异，远大于人性的差异；制度改造的难度，则远小于人性改造的难度。因此，与其抱怨中国富豪的觉悟与境界，远不如着手改造富豪行善的制度环境。至于公众对富豪的社会评价，则与富豪的行善表现，存在着一种同振互动，最终，它们也取决于制度。
中国出现富人阶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至少表明社会有了财富，“先富带后富”有了可能。合理的社会，可以引导人们羡富、效富，却不可鼓励人们嫉富、仇富。和谐的社会导向，既要体现在公众心理的理性引导上，更要体现在财富分配的制度设计上。有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才会有自己的比尔·盖茨。
相关专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