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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中国人喜欢“重内容不重形式”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8日10:08 浙江在线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和研究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我们取长补短、扬长避短颇有裨益。下面,仅从价值判断与工具理性以及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评说一二。

  一般来说,西方人比较重效果判断,中国人比较重动机判断。西方人判断事物的好坏,往往以效果为标准,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而对动机和出发点并不过多考虑。中国人则
往往认为,“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别,导致了二者在工具理性上的差别。

  西方人既然习惯于以效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就会注重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是最佳最有效的手段。结果,西方的工具理性十分发达,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市场制度、组织形式、劳动分工等。工具理性发达是西方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既然倾向于首先判断动机和出发点的好坏,然后再看效果,自然就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证明自己是好人上,而不是放在达到效果的手段上。这种泛道德标准,容易导致人们对探索和改善达到效果的手段失去兴趣和努力。这样,工具理性的东西就很难得到发展。

  其实,中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各有优劣。若只以效果评价好坏,结果往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状态,人们在追求手段的完善中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而若只以道德标准评价好坏,社会又会因手段体系不发达而陷入贫穷,从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当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如果有严密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法治,以效果为评价标准就不会造成社会的道德沦丧。这是因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违法的手段会遭到制裁。但在法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既无法律限制,又无道德约束,若一味提倡以效果作为评价好坏的唯一标准,人们就有可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从而导致道德沦丧。可见,发达的市场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效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二是有完善的法律与严格的法治。前者使人们极尽良方发展工具理性,后者使人们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寻求和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

  通常而言,西方人比较重形式,中国人比较重内容。不管是一块糖还是一罐水,西方人总喜欢把它们包装得十分漂亮,有时用在形式上的成本比用在内容上的还多。比如,一罐

可口可乐的内容(水)比之包装它的铝罐还要便宜。而中国人重实质、重内容,一件商品只要内容好,包装差点并不在乎。西方人办事,宁愿损失效率,也不愿违背程序和预定规则这些属于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西方人搞研究,无论多好多深刻的思想,如果不能以一种规范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很难被人接受和承认。而中国人做学问,并不过于讲究范式,只要有思想、有内容,言之有物即可。

  同样,二者各有优劣。西方人注重把一切内容置于预设的规范化形式中,这就使内容有了规范化、通用化的特点,便于积累,便于分类和系统化。西式快餐

麦当劳就是因为有了统一规范的形式——生产的工厂化、管理的程序化而扩大了规模、提高了效率。西方的科学即使是社会科学,分类也很细,每门科学都有很好的积累,前人做过的东西在一种规范化了的学问中一看便知,后人便不会再重复,任何一个研究者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但这种习惯也有不足,就是有可能损失一些精辟的思想,因为并不是所有精辟的思想都能被纳入规范化的模式之中的,规范化的模式有它的局限之处。

  中国人重内容不重形式,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是:知识积累的速度慢,忽视程序和规则便免不了引起混乱;不利于专业化,你做过的事我又去重复做,单个人的效率虽高,集体的效率却降低了。

作者: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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