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一篇有关员工“超时加班”问题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属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索赔，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2006年8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
其实报道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不止《第一财经日报》一家媒体。今年6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邮报》也披露了这一问题，且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并促使多家关注劳
工权益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出号召抵制苹果产品，直接引发了苹果公司派出规模庞大的调查团，进驻富士康深圳工厂，展开全方位的有关工人待遇调查。根据文章作者克劳迪亚·约瑟夫的说法，《星期日邮报》目前只接获富士康方面的一封律师函。但在我们这里，记者财产却出人意料地被查封和冻结。
这是一起目前中国大陆向媒体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越过报社直接向记者起诉并查封记者私有财产的案件。试想，有几个记者有千万元资产？记者有百万元资产的也很少，“富士康”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为何又要开出如此天价索赔？不言而喻，就是要用天价索赔来镇住记者曝光。其潜台词就是：这就是胆敢曝光我的下场，赔上千万元，让你几辈子倾家荡产也付不清。“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看看你们记者今后还有谁敢再曝光？不要说一个记者，就是一家地方小报，如果赔款3000万元，我想也得关门了。
就是这样一个荒唐案，想不到还能得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冻结了记者银行存款、股权，查封、扣押被告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将两记者位于广州和上海的房产、一辆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我不知道这查封、冻结的是不是两位记者的家庭财产？如果是，记者的家人住哪里？还要不要吃饭？如果上有老下有小咋办？也许这就是“富士康”的真正目的，我就要让你们记者无家可归，牵累家人，这样你们当记者的才会付出代价，愧对家人，今后曝光才会有所顾忌。说到底，对记者天价索赔，就是“杀一儆百”。
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让人感到分外悲哀的是，我们的执法机关却放弃了法律正义和社会道德底线。这就难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会认为这个案子很荒唐，他说：“大企业应该接受公众和媒体严格的监督。法院受理此案后，没有做一个基本的审查，就采取措施查封了个人的财产，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环节都留下了严重的错误”。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乃蔚认为，索赔记者个人就是为了整垮记者本人，不愿意得罪报社。甚好《第一财经日报》的报社管理层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为记者撑腰，该报编委会通过集体决议表示，本报记者采访时有证据、证言和证人，报道详尽、翔实，体现了报社一以贯之的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表示记者刊发的相关报道系职务行为，《第一财经日报》将全力支持记者应诉，并维护记者的正当权益。甚好记者不能作为被告人。国内著名侵权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立新说，对于新闻记者名誉侵权案件，原则上不将记者列为被告，只以报社法人为被告，这在最高法院出具的司法解释中有规定。
“这是一种震慑、淫威”，贺卫方还说，“他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使其他的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我想这也是案件处理中司法界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如果媒体对企业行为、政府行为都不敢去发表批评性的意见，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难想象，如果“富士康”天价的索赔一旦成立，媒体的监督就会遭遇重创，“曝光”就会越来越弱化，甚至会让“曝光”销声匿迹。这不是耸人听闻，因为今天有索赔千万元的，明天就会有索赔亿万元的，狮子大张口，还有哪个记者敢去曝光？
一个没有监督的社会，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社会。
作者：
洪巧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