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在触目惊心的“年度审计报告”刚退场不久，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又在“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中被再次摔打：9月12日《新京报》消息：审计署11日发布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公布了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北京铁路局动用铁路资金1.64亿元建设别墅式酒店。
还是先打个比方吧：一个正直的人发现了一群小偷，于是他拨打110。按照正常逻辑，小偷是该灰头土脸逃窜的，可偏偏警方的电话“欠费停机”，于是，一个小偷折返过来，一群小偷也大方地回来——这个说他偷钱是为了贫困儿童，那个小偷说他是为了养家糊口……
现在回到我们议论的审计问题。当我们一次次对上亿元的审计问题“审丑疲劳”的时候，“审计风暴”的民意预期成了“坐以论道”的一出出戏，它在揭开我们身边一个个无底洞和炸弹的时候，被审查单位似乎永远是“你审你的计，我违我的规”，“灰头土脸的”倒成了那些被嵌入宪政社会信息反馈机制中的正义的审计结果——因为问责与制衡的缺位，审计部门反而被无辜地非议着、伤害着。在每次的审计程序后，透明而公开的审计结果倒成了“找到制度化出口”的“孤胆英雄”：数字被形式化、问题被悬置化，悖谬的是，某些忙着悬赏找线索的公安司法等职能部门很少夹裹着国家公权的威严有效跟进。于是对审计出的问题，仿佛人人都是责任人、人人又没有责任，而整改的落实早已不属于审计部门的权力范围。
我想起李金华说的一句话：“审计报告的公开，不仅仅是促使被审计单位加强管理，更是传递一个信息：用人民大众的钱，最后要对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其实，以“审计违规”之态势给出的“交代”是让人辛酸的，审计署努力的终极结果，无非是揭开黑幕后的真相，在管理学中，这不过是典型的事后控制，其损失已无可避免。审计结果如果只是“亡一只羊补一个牢”、个案亿万损失的高昂代价竟然不能为普遍意义上的群体失控纠偏，则这样的“交代”只是在展览伤口、而无法防患于未然。没有制度设计对“审计结果的结果”的硬约束，审计报告永远只能“看起来很美”，审计的刚性意义就会不幸地在“边际效应递减”中被违规者忽略不计。
2006年第5号审计公告出炉了，公布这些问题是很需要勇气的，诚实透明永远是政府的上上策。但我们更要警惕那些“找不到制度出口”的审计结果：在过程控制中，贯彻“无限不信任”的理念，以更完善的财经制度实现无缝监管，独立审计的任务不是去抓小偷、而应该是从宏观上防范小偷。
对于审计报告所查处的问题，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行政与刑事责任，部门主管的行政与法律责任也不应豁免。问题审出一堆，乌纱帽落地几顶？这也启示我们，需要纠正在立法理念上对权力规制的偏重、而轻视问责的价值取向。1.64亿元的话题外，是我们如何开出违规的罚单，再如何警醒那些权利错位的主体。毕竟，先有好的制度，后有好的“人”。部门利益一天可以在制度设计的灰色里游走，审计违规的结果就会一天徘徊在信任危机里找不到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