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农民工”已经悄悄完成了自己的更新换代和“结构转型”。《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八字头”（上世纪80年代出生）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选择“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和“在家乡没意思”的人共占到71.4％。而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大部分是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相比“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八字头”农民工已经开始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试着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但是发生在“80后”农民工身上的这种变化，在目前为止依然未被包括城市社会在内的大多数人以及公共政策的制订者所了解。这也正如报道所指出的那样，当“民工荒”、“讨薪”等现象被当做社会问题备受关注的时候，农民工群体内的变化可能会让我们始料不及。
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始料不及”。从来不曾关注，始料不及自然也就成为必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群体真实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一直都处于被我们所忽视的境地，他们被城市社会边缘化了，他们的悲喜在我们眼中似乎无足轻重，只有当出现“阿星杀人”之类的悲剧时，才会激起一阵反思，但这也更加剧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疏离。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我们依然没有为改变农民工这种存在状态做出足够的调适。由此而言，“始料不及”仍然只是断裂的城乡社会的一次延续。
因此，相对于“80后”农民工身上内生的、自发的诉求，更需要直面的依然是我们一直都在追问的话题：如何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难题，如何让城市不再仅仅成为城市人的城市而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如何在我们社会建立更流畅、更灵活、更人性的阶层流动机制———200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披露，目前我国合理的社会流动模式还没有形成，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与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而且事实上，这一切已经俨然成为我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这是一个并不难预见的结果：尽管“80后”农民工不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质上，他们与“七字头”和“六字头”农民工一样，同样深怀梦想，同样深怀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渴望而来到城市。而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而言，“80后”农民工有知识，更具权益意识。如果他们一旦主动“抛弃”了农村之后，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而遭到城市的拒绝，他们就只能游走于城乡的边缘，成为悬空的一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可能也永远地失落了故乡。那么他们将何去何从，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前景就不能不令人忧虑。
我们欣喜于权益与权利意识在“80后”农民工身上的觉醒，因为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生存意愿，就是要实现对人的解放。毫无疑问，这当然也包括农民工在内。但是，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公共政策应当作出及时反应，应当为他们的到来与成长作出调适，并且准备得更加充分。（东方早报 杨耕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