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之苏振华专栏
《福布斯》日前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名全球第二。这项指数颇为有趣，它是各项边际税负的加总，边际税负是指最后一单位税基所承担的税收数量，打个比方，就是一个人多挣了一块钱需要多交的税即是边际税率。这项指标大致能够反映纳税人的心理感受，毫无疑问，边际税率越高，纳税人由纳税带来的心理痛苦的增加就会越高。中国的指数高
居第二，大致能表明纳税人的心理不满程度是较高的。
纳税人的心理不满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税负过高。表面上看起来，目前我国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就大约在25％左右，似乎是不算太高，但是加上预算外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则大约就在30％左右了，也有人预测已达到35％。现在税收又以比GDP更快的速度增长，现在的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在20％以上，按照这一增长速度我国很快就进入高税收国家。
其次，我国主要税种的税率都偏高。如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可比口径是23％，而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我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3％，而OECD(经合组织)国家目前平均为29％；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发达国家则是在40％以下、且有诸多的税前扣除项目。这些都表明目前的税率明显偏高。
此外，我国经济增量中被税收拿走的过多。我国1998－2004年这一税率平均为28％，其中2004年为30％，几乎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量都被税收拿走了。与此同时，居民年收入增长率只有6％，很显然，居民辛苦地工作，自身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大头都被税收拿走了，自然会带来痛苦感的增加。
但是，这还远不是纳税人痛苦感增加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家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只要税收通过种种方式又用于改进民生福祉，则纳税人是不会有什么痛苦感的。事实就是，国家收入中用于提高民众福利的支出比例是不高的，且使用效率低下。
这些年的数据显示，财政支出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支出。最近十年来，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19％多。现在，政府办公大楼几乎在各个地区都是当地最奢华的建筑，政府支出的浪费也是最大的，仅公车一项的支出一年就要花掉3000亿。
然而，关系民生的社会事业的支出却远远不够。比如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我们占4％，美国早就超过了10％；“十一五”期间基础教育支出计划增加2180亿元，这是件大好事，但还远远不够，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多，为什么不把全部基础教育接过来，既然是义务教育，为什么不兑现不实施呢？税收应当真正用到社会事业上，比如用于基础教育、用于基本医疗、用于社会保障，多花一些钱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正当的，行政事业费应当尽量节约。医保、住房保障、养老保障，老百姓意见这么大，为什么不能增加这一块的投入呢？
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说明了政府的职责是缺位的。与此同时，政府的越位现象却非常严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诸如豪华办公楼、与天安门媲美的大广场、迎宾大道等等，不是说这些工程不该搞、因为好歹也算是公共产品，而是说这些产品的提供超过了民众在当下的需求。其二，是政府将资金投进了不应该进入的领域。前些年中央财政拿出巨额资金塞进了国有银行填补漏洞、国家审计署连连宣布各个行业的资金使用问题，尤其是从近期以来的一系列大案来看，社保基金经常被挪用，比如国内房地产泡沫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基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炮弹”。如此等等，是政府职能的越位。
税负过高、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的并存，根本症结在于当下的财政体系仍然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远未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所贯穿的理念是，国家收入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公共财政是高度民主化的财政，它必须最大可能地反映公众的意志，体现财政的民主性原则；公共财政是高度法治化的财政，要依法理财，体现财政的法治性原则。因此，公共财政体系的真正确立，需要以高度的政治民主化为前提。建设公共财政体系，一直是我国财政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但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作者供职于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