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 者
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全市总共涉及学校241所，近10万人。然而大兴区几百打工子弟却强行冲入被取缔学校上课，已经被取缔的北京大兴瀛海镇源海实验学校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这些教育主管部门眼中的“刺头学校”搏命的底气究竟何在？
以大兴源海实验学校为例，被取缔的原因是教学楼属于“三无”建筑。尽管学校经过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总站的鉴定，并得出了对他们有利的结论：该房屋现状可以保证在正常条件下的安全使用，所谓“三无”只是程序问题。但程序正义历来被法治国家奉为圭臬。从执行国家教育政策，加强办学资质管理的角度讲，大兴区教委责令源海实验学校停办的决定可以说无可指摘。
可反过来说，源海实验学校胆敢充当“刺头”，与行政主管部门对着干，并得到在校学生家长的支持，也并非没有原因。按照瀛海镇的分流方案，被取缔的4所学校，小学生将被分流到被政府认为“校舍较为安全，暂时保留一年”的民工子弟学校怡乐学校、晨光学校和康明学校，以及后来政府新建、私人承办的经纬学校。然而分流的结果是，大多数班级人数分流后都超过了45人的标准，有的班级甚至达到80人。许多被分流的学生反映“那里(新学校)一点也不好，一个班70多人，让我坐在后面，都听不见。”正如专家所言：如果不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顶着压力继续开学，单一个海淀区就会有一万多学生无法就学。追求免于无知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民工子弟强行冲入被取缔学校上课就是源于人的本性的、合乎人道的价值诉求，这是对高于一般法律的自然法的确认。一项政策是否正当，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将人类导向至善的天然准则。“刺头学校”正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文关怀而产生的，他们或许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胆敢搏命的底气却正在于此。
思想家洛克说：“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视。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去留问题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未来甚至整个社会的国民素质。如何在确保政策权威性的同时，保障农民工子弟正常的受教育权利，是各级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