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公权力岂能如此媚富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

　　近日，重庆市公安机关出台了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提出将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保护企业领导人尤其是知名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该消息一经披露，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所有的质疑都集中在一点：公共权力机关可以如此“媚富”吗？

　　倾斜的“富人安全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风声鹤唳的“富人不安全感”，其实来自于如潮涌来的财富品质质疑。

　　越有钱越是担惊受怕，越有钱越有可能成为社会治安高危人群——重庆市公安机关对富人阶层采取偏向式呵护的决策依据，是近年来喧嚣尘上的“富人不安全论”。

　　从2003年初开始，一系列针对富人的伤害案件受到关注。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枪杀，福建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被员工连刺四刀身亡，北京富豪周祖豹在自家门口遭歹徒连刺14刀而身亡，兰州富豪刘恩谦意外遭枪杀，身价10亿元的河南富豪乔金岭莫名自杀，“中华第一兔老板”千万富豪何刚遇害……不断发生的惨案，使不少富豪被一种恐惧感包围。

　　前不久出版的《南方周末》发布了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报告，其结果就很耐人寻味。这次调查的60名富豪认为，金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倒是多达九成人认为金钱给自己带来了“不安全感”。

　　而实际上，受到伤害的富豪只是极个别，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和巨大社会影响力，这些案件无形中被放大了。而最发人深省的倒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公众的冷漠。每当富豪出事，留在新浪的网友评论里，是大量的“该杀”、“该死”等字眼，由此看来，富豪的“不安全感”，已不止是有关原罪的讨论，还有仇富的心态。

　　亚当·斯密说过，看看这个国家的税收记录，就知道谁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翻看去年我国的私营企业纳税排行榜，

　　错位的“重点保护”

　　变异的“重点保护”，作为一种“特权赠予”，很容易造就一批“特权公民”，使先富者先享特权。

　　对富豪进行“重点保护”，近年在某些地方政府机关中颇为流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表面是为了招商引资，背后却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瓜葛。

　　大名鼎鼎的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有一张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所送的名片，为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公安厅特意为他提供了24小时热线电话，随时给予帮助；在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海南，省公安厅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将非公有制重点企业列入各级公安机关治安部门重点保护单位；还有煤炭大省山西，前不久省公安机关斥资3000万元购买了一架贝尔212型警用直升飞机，财大气粗的代县兴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眉寿掏出800万元赞助，作为交换条件，公安部门将刘老板的企业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任务是保护全体公民利益，不应该有任何公民具有特殊的地位因而受到警察的特殊保护。变异的“重点保护”，作为一种“特权赠予”，很容易造就一批“特权公民”，使先富者先享特权。它不仅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也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正和公共形象。少数警察更是贪图私利，成了少数富人乃至黑社会分子的“家丁”，为黑社会分子染指公权力大开方便之门。

　　公权力不能“劫贫济富”

　　绝大多数公众所“仇”的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富人”，而是不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与富人保护机制。

　　重庆市公安机关服务经济发展的十条新政，以公权力赋予企业家们“超国民待遇”，为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以损害绝大多数公众安全感为代价的。

　　相关统计表明，普通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比“知名企业家”大得多。目前刑事案件中约80%都是“两抢一盗”，即抢劫、抢夺、盗窃是当前最主要的犯罪。这些犯罪随机性强，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大多发生在街头、社区，受害的也多是普通人，不仅侵害了个体利益，而且降低了公众对社会的安全评判值和满意度，更需要公安机关投入警力关注。

　　另据警方提供的数字表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犯罪率增高，社会控制难度加大，近年我国各地警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加剧，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一带以及人口大省河南、四川、重庆等省市，警力不足已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一线警力紧张的情况下，重庆市公安机关还要硬是设立一个“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将警力收缩至上级机关，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务正业。在一个有着3200万人口的直辖市，优势警力围着128人转，更是一种荒唐。

　　既然“富人安全感”并非治安范畴的问题，而是关乎商业道德、财富品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破解这一难题，就不能只靠治安手段。在欠薪顽症、血汗工厂、拒绝慈善、豪奢骄横等词汇没有从富人词典彻底清除的时候，“仇富”的社会心理不可能消除，仅以“护富办”难以扛下富人安全感的重担。绝大多数公众所“仇”的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富人”，而是不公平的财富生成机制与富人保护机制。设立“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这样的“护富办”，在公共资源中切割出一大块供富人消费，无异于一种公权力的劫贫济富，这无助于消弭贫富间的感情距离，倒是在给“仇富”心理推波助澜。如此丧失制度正义底线的偏向式呵护，只能助长财富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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