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因经济问题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事发后，该局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组织了30多辆车为其送葬。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严斥:“这是对反腐问题的麻木！”(10月16日《楚天都市报》)
吕传军的问题，如李书记所言“非常清楚”，其畏罪自杀，即民间所谓“不得好死”。单从死者的立场看，他真正希望的恐怕是，尽可能快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而非如此风
光的葬礼。
既然如此，他生前所在单位为何又非要如此隆重其事，让他享受此等哀荣呢？“对反腐问题的麻木”可能是一个原因。只是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些官员“麻木”，还不如说他们“敏感”。他们为死者举行隆重葬礼，一定有其考虑。对此我有如下猜想。
“隆重葬礼”可能是对死者牺牲自己、掩护群体的“英勇”行为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悲痛。这些年来揭露出的大量腐败案件证明，“窝案”是一个显著特点。死者可能是一个掌握许多情况的关键人物。现在，随着他自杀的那一声枪响，很多秘密也就被他永远地带进了坟墓，更多的涉案官员因此也就感到安全了。想到他为了保护大家而献出38岁的年轻生命，焉能不悲？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这并不是什么“窝案”，吕传军犯的案子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只是在同僚们的眼里，按照“潜规则”来看，这些事情本来不值得一死：不就是“人情往来”收了几个钱、玩了几个女人吗？死者心理素质怎么就这么差呢？大家兔死狐悲，为他举行一个风光一点的葬礼，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这些当然都只是猜想。但无论如何，畏罪自杀的官员享受风光葬礼这一事实本身，显示某些官员的价值观和民众价值观是背离的：民间认为是丑的，某些官员却认为是美的；民间认为是恶的，部分官员却认为是善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对立，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已经表示要处理相关人员；而在我看来，处理几个官员是容易的，但要扭转他们的价值观，却很难。邬凤英(北京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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