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迅雷
那个口含猎枪自杀的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这下再次出了名：吕因经济问题在接受调查时开枪自杀身亡后，该局竟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组织30多辆车为其送葬，100多人最后就餐。（10月16日《楚天都市报》）
自杀贪官享受了这样的“哀荣”，一定心里乐开了花。现在有一种情形是“腐败腐败，见多不怪”，很危险、蛮可怕。一些贪腐官员成了“中心点”，围绕着这个“点”，身旁许多工作人员在其倒台后依然仰视其“光芒”；而外围一些群众往往抱着“与己无关”、“见多不怪”的或宽容、或羡慕的态度，他们甚至潜意识里觉得当官就是这个样子的，自己一旦做了官抑或“不慎”落了马之后大抵也是这样，所以“兔死狐悲”。这就是“腐败认同潜意识”，有很强的“传染力”，值得警惕。
“腐败认同潜意识”对于公务人员来说，可能有“畏权”的成分、“感恩”的成分，也可能有“同病相怜”、“同腐相惜”的成分；而对于外围的老百姓来讲，则可能有“就这个样子”、“腐败反不完”的消极心理。当“腐败认同意识”和“腐败认同潜意识”得以传播、传染之后，“腐败认同感”就会泛化，那么，对腐败就不再是“同仇敌忾”，而对落马贪官则会产生种种认同甚至同情心理。
一个典型是，如今大量贪官被施以“缓刑”，不少巨贪被“免除”了死刑，只享受“死缓”。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7月25日《检察日报》）。而且，这种“贪官不入监”的缓刑率还呈上升趋势，所以报道说，“检察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一个贪官诉到法院，而这个贪官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被判缓刑，甚至免予处罚”。2000年，受贿500多万元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判死刑，此后，在同样的《刑法》条文下，“死刑标准”却越来越宽松，许多贪污超千万元的巨贪都只被判了“死缓”，所以有网友戏言“胡长清死得冤”。
更糟糕的是，一些贪官尽管“入监”了，却服刑如度假。原成都市金牛区有个副区长叫马建国，他因犯挪用公款罪等，吃了15年徒刑；然而，他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接受宴请，犹如外出度假（9月9日《华西都市报》）。“贪官在牢里也爽得很”其实早已不是“个案”，有的贪官是“坐牢指挥”，那个潇洒劲头，还真有可能把“坐镇指挥”、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老革命给气个半死。
为何司法在贪官面前也如此“温情”？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干部”也是干部，他是被官所管的，缺乏相对独立性，对贪官的“断案”自己往往做不了主，审贪之际也只好变得“软趴趴”。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同样也能陷入“腐败认同潜意识”。种种“干部之间”扭曲的“官际关系”，成了诱发腐败、催生“腐败认同潜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员干部之间，不仅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甚至是“一窝腐”的“共同体关系”，从而强化了对腐败的“认同”。
在吕传军案件中，曾报道说，“吕传军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人们善意地隐瞒了整个事件”，这让人想到是“人性化操作”。现在回味这个“细节”，还真让人打问号：这是体恤贪官父亲还是“体恤”贪官本人？如今，宜昌市委书记痛斥了“官员为畏罪自杀干部送葬”一事，这个痛斥斥得好，我们“对反腐问题的麻木”确实不能再容忍了；然而，仅有痛斥是不够的，仅仅处理有关人员也是作用有限的，我们必须从深层次反省问题的症结，作出治本性的防范，在制度层面提高腐败成本、挤压“羡贪”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