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芳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新华网10月17日）
据报道，“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引起了一些专家、党政干部的普遍担心。那么，该怎么理解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呢？
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代表没有冲突。举个例子，张三是一卖菜的小贩，李四是一城管人员，他们两者在街头发生了一起纠纷。一般来说，围观的群众作为一个个体，与小贩、城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就一个阶层来说，就不一定了。比如，围观者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与张三一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还有曾经忍受过“大盖帽”欺负的，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利益群体。
在我看来，“无直接利益冲突”，除了情绪的表达、发泄外，往往还有“集团对集团”冲突。在两个利益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近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腐败的同仇敌忾，对一些掌权者道德人格的怀疑，具体到社会事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郎顾之争”。在“郎顾”两者的争论中，作为围观者，公众与郎、顾二者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公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挺郎的，也有为顾叫屈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这一事件中一目了然，谁敢说公众参与“郎顾之争”只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
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会失控，在我看来，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堵塞使然。事实上，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寻找“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事件来发泄不满。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前，《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个名叫阿星的打工者，因为劳资纠纷，冲动之下杀了他的上司。这种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发人深省。
中国人民大学李强先生认为，从整体上划分，中国有四大利益集团，分别是特殊获利集团、普通获益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确实如此，分析现实中发生的冲突，小到网络上的一次对骂，大到群体性事件，往往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对抗的结果。我倒认为，不能以一个简单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来看待这些事件，而应该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间接利益冲突”，去发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