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汇储备逼近万亿大关带给世人的震惊还未过去，央行又出其不意地实行了一项强有力的政策:从2006年1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央行史无前例地一年之内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说明虽然历经宏观调控的组合拳出击，发烫的经济数据渐趋降温，但面对急剧攀升的外贸双顺差，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吸收的巨额资金，如何让人民币保持平稳、保持宏观调控的成果，仍然是最高决策层焦点所系。
以今年宏观调控措施之严，中长期投资之高，说明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目前的出口主导型、外资引入型、压低成本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再不掉头，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将举步维艰，其调控效益将日渐递减。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中三重取向不能完全重叠，甚至有互相抵销之处:首要目标是抑制通胀，防备过剩的流动性与银行的贷款扩张冲动冲垮经济稳定发展的堤坝；第二个目标是要缩小人民币升值压力，保证汇率改革在一个时期内平稳过渡，不像英镑与泰铢那样成为国际资本玩家逐鹿过程中的大输家；第三是尽快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尽快摆脱目前非金融部门的经济活动80%以上依赖于银行贷款的高风险模式。
在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之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针对日益沉重的外汇储备，曾犀利地指出，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和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异常膨胀，才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挑战。他提出的应对之道是——“与其调汇率适当增加企业成本，还不如通过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方式，适度增加企业成本”，“这正是我们当前应该做和抓紧做的事情。”
樊纲的方法事实上代表了一批经济学者的观点，他们希望通过财富转移支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变相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盘活国内市场、扩大内需。这种方法同时可以达到平衡出口依赖型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风险的效果，并通过适度增加企业成本逼迫企业在市场中升级换代，通过并购、退出市场等方式，留下具有极强竞争力与创新意识的企业，以期改变目前中国产品以廉价资源与人口红利换纸面发展数据的现状，遗患于未来。
与樊纲所提出的摆脱过多货币的方法相比，被称为贷币政策“巨斧”、带有浓厚行政调控色彩的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成为央行的首选工具，这一工具杀伤力强、对利率债券等市场传导性强，因此国际市场运用不多。但我国金融机构却屡服猛药，其理由首先基于对冲货币流动性的急迫性，正如重症病人需要下猛药，中国的金融机构与存贷款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敏感性较差，央行不得不常借助猛药直接收紧银行的资金；正因为市场通道堵塞，上调存贷款利率政策步幅小、成效不彰且副作用大；而采取公开业务市场操作，由于各商业银行的市场翅膀渐硬，回笼效果欠佳。另外，恐怕央行票据财务成本高于存款准备金也是一个理由——在不同的政策取向中左右为难的央行只能乞灵于存款准备金率。
让市场常服一味药容易产生抗体。今年虽然采取了最严厉的货币政策，但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共新增贷款2.76万亿元，不仅超过了人民币新增贷款2.5万亿元的全年预定目标，并且照此势头，2006年全年新增贷款超过3万亿元基本成为定局。而此次上调准备金率能够冻结1000亿元左右人民币，不能奢望这样的幅度对市场造成多大的影响。不仅如此，此举无法压制国际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热情，也不能对流动资金充裕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造成多大冲击，中国企业缺乏的资金将借由国际资金与银行体外资金递补。中国央行正在独自挑战国际货币市场的过热流动性。
失去贵金属之锚后的货币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稳定，而由市场对企业与利率进行定价，提高生产率，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从长期来看，央行只要保持货币稳定、防止通胀与通缩的风险即可，不宜过于深入到市场发展的微观层面，尤其不宜搞一刀切式的行政降贷法，倒洗澡水倒掉了婴儿，优质劣质企业一起遭殃，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益处。从目前来看，与其用上千亿美元的外汇为他国消费者的利益埋单，不如还上以前掠夺廉价生产要素所落下的欠账。利用外汇储备以及充沛的现金流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既可减轻流动性过剩之痛，也可以为市场打下一个稳定的基础。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