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翊飞：韩国前总理的建议值得三思

　　谭翊飞

　　国情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学习”或者“不学习”韩国经验的理由，盲目照搬韩国经验当然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但问题是很多官员去韩国本不是为了学习经验，而仅仅是借其名去公款旅游罢了。

　　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但我国不少人却片面理解为纯粹的“村庄建设运动”或“国家主导的建设运动”。这抛弃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机械地“读经”。

　　你有情，我有意，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三万中国官员，去韩国“取经”，韩国友人也乐于“传道”，他们选好了“新村运动”发祥地——庆尚北道作为接待点，成立了国际学校，还在周围“盖起了一栋条件不错的宾馆”。

　　然而，这样良好的合作却被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此话一出，国人多有不解:我们中国官员去韩国“取经”，花纳税人的钱，老百姓早有诸多质疑，但对韩国经济发展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难道韩国前总理和中国老百姓想到一块了，却置韩国利益于不顾？然而接着看他解释，却不得不怀疑这只是一场“误会”，甚至并不同意其说法。李寿成先生说“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成熟，而当时(韩国)连起码的发展条件也不具备”，意思即中国当下的新农村建设比当年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时的起点高，因此不必学习。

　　诚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环境有极大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东部地区的一些农村已达到小康水平，而且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也得到大大增强。相比韩国70年代的水平，我们的条件是要好些。但是，我国农村年人均收入仍低于3000元(每人每天1美元)这个国际贫困人口标准，多年积累的“三农”问题也并未获得根本解决:城乡差异持续扩大、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农民的土地权利、进城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深层次、体制性问题，远比当时的韩国农村情况更复杂、更难解决。

　　这些国情的差异并不能成为“学习”或者“不学习”韩国经验的理由，相反，李寿成先生能强烈意识到两国开展农村建设运动的国情差异，对我国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盲目照搬韩国经验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此其一。其二，李寿成先生的话中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官员都是怀着虔诚的心态去“取经”。这一假设同样值得怀疑。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事业局局长宋重根也提醒中国朋友说:找准合作伙伴，不要上了商业炒作的当。从目前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官员的考察活动由国内6家旅行社主办，韩国人还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旅游商品”。今年以来，已经有沈阳、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派团赴韩考察。《中国新闻周刊》从韩国发回的报道说，“很多考察团成员并不是主管农业的官员和村干部”。他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不明白人事厅厅长为什么要来考察‘新村运动’”。而东北某市村支书老徐谈考察归来后的感受更干脆:“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如果照此情形，那么官员赴韩考察的真实目的就更值得质疑，许多人所谓考察只是走过场，并未领悟韩国“新村运动”的精神，而是打着光鲜的旗号前去游玩而已。

　　其三，按李寿成的话说，韩国“新村运动”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其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协同。而我国不少人却片面理解为纯粹的“村庄建设运动”或“国家主导的建设运动”。如果这样机械地“读经”，抛弃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仅没有效果，甚至可能导致负面叠加效应，反而不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开展。

　　李寿成先生一番提醒，是基于对两国国情差异的认识，自然韩国是有经可取的，只是我们要正视差异和问题，谨慎对待，而不是借取经之名，行公款游玩之实。面对韩国友人的善意提醒，我们尤其需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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