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与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会长李寿成满脸的笑容相反，这句开场白简直就像是迎面的一盆冷水，让专门请李寿成谈新村运动经验的记者有些茫然。
“中国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农村发展的社会环境已经成熟。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城市不断发展，中国的整体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国家确立了建设新农村的目
标，而且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因此，我认为不必学韩国了。”曾经担任过韩国政府总理的李寿成，对自己的开场白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上世纪70年代初启动新村运动时，韩国农村的条件非常恶劣，通电的村子不到20％，有自来水的还不足15％，80％的农舍还是茅草屋；人均年收入才几十美元；政府财政也没有什么余力。与现在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发展观念和全社会的支持，有这两条，相信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由于当时连发展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韩国的新村运动是从政府支援少量水泥、钢材等物资，帮助农民改变基本交通、水利、居住条件起步的；而后又在结构调整、产品销售、贷款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但李寿成认为，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教育，培养农民树立“做就成”的信念，激发自力更生精神，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推动农业人口的转移，实现农村的进步。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对这一政策的作用，李寿成是这样说的，它激发农村青年学习提高的欲望，鼓励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除此而外，农村还进行了各种各样教育。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培训由新村运动中央会和分布在16个市、道和236个市、郡的分支机构具体实施，中央会还设有研修院。来自一线的指导者，通过系统培训，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他们的具体指导，保证了新村运动的健康推进。而在农村，持久、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李寿成特意说到20多年前中国安徽率先搞起的“大包干”，他认为那是“带有革命性的一步”。这点与韩国不谋而同，新村运动其实就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指着自己胸前新村运动中央会的会徽，李寿成颇为自豪地说，这三片小绿叶，代表了新村运动的基本精神：勤勉、自助、协同，协同就是合作的意思。这些精神不仅在农村结出硕果，而且得到越来越多国民的认同，走进城市、企业，成为全体国民的宝贵财富。
持续30多年的新村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农村的现代化。目前，韩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约1万美元，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65％，下降到7％。中央会事业局局长宋重根说，新村运动的成功，受到不少国家的关注，许多人前来考察。但我们只如实告诉来访者“做了些什么”，从不教人“应该怎么做”，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况且，我们在工作中也出现过偏差，例如在一些地方就曾出现过为追求视觉效果而热衷搞有形事业的情况，偏离了新村运动的精神。
宋重根对少数旅行社打着“考察新村运动”旗号招揽生意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再三叮嘱：中国朋友要找准合作伙伴，不要上了商业炒作的当。
的确，如果不是成心想“上当”，那就必须认真选择合作对象，否则“考察新村运动”的举动肯定会走样，至多是了解点儿皮毛。而最为李寿成会长和他同事们所珍视的，是新村运动的精神。中央会办公大厅墙壁上悬挂的横幅上，也正是这六个笔力遒劲的大毛笔字：勤勉、自助、协同。
本报记者 吴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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