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红色经典、恶搞雷锋、恶搞英雄，将“中央一套”注册为避孕套商标，将姚明注册为卫生巾商标，等等。今年以来，类似于这样的恶搞、恶注现象，可谓层出不穷，一个余音未了，另一个又冒了出来，一个尚未有结果，另一个又等待处理。面对这种现象，面对这些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严重损害他人利益、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从政策到法律、从政府到民众，好像都有点束手无策。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公众和媒体的斥责，在法律、政策上，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有力的遏制措施。
英雄人物始终是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始终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动力，恶搞英雄人物、恶搞红色经典，不仅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上难以接受，从党的传统、党的形象、党的历史等方面，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至于将“中央一套”注册为避孕套商标，那也是对国家形象的一种损害，对人民感情的一种伤害。可是，面对这样的景象，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显得无计可施，只能任凭其作恶、任凭其逍遥自在。法律，在恶搞、恶注行为面前，显得十分苍白。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恶搞、恶注行为，一方面，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上，并没有限制和处罚条款，也就不能认为这些人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法律，也就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就法律本身而言，无论是恶搞还是恶注，都不应该写进法律，也不能做出法律限制，更不能有法律处罚条款出现，这是一种言论自由。如果将此写进法律，就是限制人的言论自由，就是政治高于法律的表现。确实，如何处理恶搞与恶注行为，是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恶搞英雄、恶搞红色经典，只是对事实、对人物的一种恶作剧，它伤害的是人的感情，伤害的是一种认同感，并没有严重触犯法律的事实。即使想在法律下予以规定，也似乎很难把握其的界限。在美国，小学生作文中可以出现鸡蛋中孵出了克林顿，而且这样的设想还被认为是思维开阔，那么，什么叫做“恶搞”呢？恶注也是如此，这些行为很难进入法律条款。
但是问题在于，如此恶搞、恶注，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也是决不允许的。这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行为是完全不相符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与之相适应，法律也必须与之相配套，否则，没有法律的保证，很多违反社会公德、违反公众心理的行为就无法得到遏制。
面对恶搞、恶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法律苍白，必须立法，并且及时弥补类似的法律空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遏制这种现象。(艾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