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浪潮中，投资环境就是一种背景，一种气候。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主体，都寄望于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来实现各自的价值诉求。如何摆脱优化投资环境的束缚因素，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必然课题。
日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其中，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和烟台名列前六，成为中国投资环境的“金牌城市”。此外，还有北京、广州
等十三个城市成为中国投资环境的“银牌城市”。这样的一份报告，其实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把如何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的钥匙。(据11月13日《青年时报》)
根据世界银行中国及蒙古局局长杜大伟的分析，企业与主要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时间，企业在娱乐和旅行上的支出(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工具)存在较大差异，是中国城市在投资环境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哪个地方的政府对企业存在过多干预，使市场主体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与钱财用于“政府公关”，哪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就比较差。
杜大伟的这番解说，令我们很容易想到不久前的另外一项研究成果。那就是中国社科院首次发布的《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显然，资本自由度的分析与投资环境的评价，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向，如果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就必然造成市场缺乏公平竞争，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从而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尽管说，促进经济自由，尽量保护个人、企业与资本的自由度，已经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一种共识，也是中国经济下阶段发展的不可背离的方向。但是，种种现实又说明，我们一些地方政府离市场太近了。政府的种种行政管理手段，已经成为资本自由与市场竞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掣肘。不论是市场门槛的设置，还是资本市场的运营，始终有一双强有力的权力之手在翻动着。这样的权力之手，往往追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减缓资本的利润实现效率，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步伐。
而且，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还会滋生种种官商勾结、权力腐败的现象，由此又恶化了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最近，资本玩家顾雏军在庭审中为自己“喊冤”，以官员的特别许可来为自己辩护，使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与“官商合谋”的深层次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这也说明，当权力之手可以随意逾越市场的界限，则必然会制造出某种灰色地带，容易使市场活动触及法律与政策的禁区，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
必须厘清的是，强调政府与市场保持距离，强调给资本与企业自由度，并不就是说政府部门对市场就应该是置之不理，不闻不问。恰恰相反，而是寄望政府回归到其本质职能上来，致力于提高其行政效率，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公共品，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服务，惟有如此，才能促进资本自由度，减少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使企业不用把大量精力与财力用于“政府公关”上。而这些都是优化投资环境的必然要求。
当前，各地都在打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作为一种由政治、经济、法律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庞大系统，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态的生成，依赖于多变量、博弈式、互动式的方式。在这里面，政府的权力之手伸得过长了，市场的功能就必然弱化了；资本与企业的自由度加强了，市场的活力与效率也就随之提升了。说到底，世界银行推出的这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提醒我们的还是那句老话，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单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