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政府强制捐款背后的家长制作风

　　河南项城政府宣布要投资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由此动员各单位职工捐款。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正科级500元……袁氏后人也被政府要求捐款，如果不捐，以后回来不接待。(11月22日《北京晨报》)

　　强制捐款，公众并不陌生。媒体曾报道江苏省赣榆县政府办和县财政局以县财政紧张为由，决定停发在职干部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借款；山西平遥县为了实现村村通油路，

向所有吃财政饭的干部征收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修路资金……可以说，强制捐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几成蔓延之势。

　　对此，公众的不满是自然的，引起非议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政府部门何以选择了这一种并不被公众接受的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强制捐款是将公民的个人利益兑换为政府的部门利益，并披上了冠冕堂皇的公共利益外衣，以获得所谓的正当性，公民授予政府的权力最终嬗变为政府自我牟利的工具。不过，公众明白“公共利益”实际上是政府名义下一部分人的利益，很可能是政府的部门利益，甚至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经济利益和政绩利益。巨大利益的驱动，加之有不受制约的强大的行政强制力，于是在广袤的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强制捐款的闹剧。

　　一幕幕强制捐款闹剧背后隐藏的是一群家长制主义者。笔者丝毫不怀疑一些家长制主义者的确怀有“想为人民所想，急为人们所急”的良好愿望，但是这种家长制的理性是一种自负和需要警惕的理性。家长制主义者假设公众是缺乏理性的，而理性的缺乏导致其决策往往是根据眼下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因此，家长的存在恰恰是对他人理性不足的弥补。家长制主义的决策最终会有利于公众的利益，并最终获得公众的认同。他们的这一假设与为民作主的历史遗风一脉相承，而事实上这一假设并不正确。因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其实，只要注意到公众对强制捐款的反感，就可以发现，家长制主义者的理性是何等的匮乏。最为严重的是，家长制主义者的政策不仅牺牲了公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更为现实的是，公众还要承担家长制主义者失误所造成的重大损失。

　　在我们这个习惯于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集体利益服从国家”的社会里，公民的私权在国家权力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公众遭遇强制捐款的乱像就证明这点。应该说，强制捐款的泛滥源于政府行政权力的无限扩张。而这种权力不受限制的扩张又借用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得了合法性。

　　河南项城强制捐款引起非议表明，公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为公众谋取幸福的同时，又有可能异化为掌握国家公权力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公权力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可能性远大于来自公民个体。因此，面对强制捐款的野蛮，记住一点是很重要的：权力永远是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