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日前说：“行政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改革是解决一系列经济风险的关键”。《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显示，2004年，我国的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达9367.67亿，加上检察院和法院所收的356亿，共计高达9723.67亿。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没有进入财政预算，50%左右没有进入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周天勇指出，相当多的收费来自于个体户和企业，而且脱离了人民的监督。不仅收费规模庞大，收费机构也越来越多，没有多少政府的机构不收费，有的城市中执法收费和罚款的机构多达三
十几个，这些执法机构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罚款(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实际上，各种行政性收费、罚款已经成为部门利益膨胀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过去这种收费、罚款由于多次治理和整顿，一些部门隐隐藏藏、理不直气不壮，时有收敛。现在可好，一些部门把这种部门利益立法化、法制化，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审批权扩大；立法中自主和随意设置收费项目；设置处罚项目多，而且弹性大；设置罚款区间宽泛，自由量裁权大。有数据认为，近20年来，在人大通过的法律中，由国务院各相关部门提交的法律提案占总量的75%～85%。
从政治建设上说，部门利益法制化严重破坏和扭曲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本意，亵渎了神圣的法律。一方面给一些利益膨胀部门撑了腰壮了胆，使各种收费、罚款愈演愈烈，导致因为收费与百姓的各种纠纷不断发生，大大影响了社会和谐。另一方面国家利益部门化，法律部门化，已经在破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如果不迅速改变，极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引发百姓对法制建设失去信心。
从经济发展上来说，由部门利益膨胀引发的收费和罚款已经在严重破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显示，1999年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到2004年就减少了810万户，平均年减少128万户。国家工商总局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企业数为380万，2005年企业数为350万，1年减少了30万。当然，减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收费、罚款负担重肯定是原因之一。针对个体户、私营企业收费的单位不下十几个。再加上各种协会收费，各种强制性赞助费等，一些创业的个体户不无感慨地说，创业成本越来越高，经营以外的各种收费负担越来越重，要想活下去实在不容易。可怕的是，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精力还在不断增加，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各种费用还在翻番。创业环境的艰难已经大大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同时，个体户、私营企业数量的减少使就业岗位减少，百姓就业越来越难，就业压力增大的矛盾难以缓解。
因此，必须彻底切断部门利益膨胀的黑手。行政、执法、司法要与经济利益相脱离，工商、质监、城管、交通、公检法等，由财政全额供养，不可以随意设置收费项目。实在需要收费的，必须召开听证会，在充分听取百姓、被收费人等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来确定。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关系，适当给予地方合理的财政收入来源，保证地方和执法部门充足的经费开支。否则，地方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以及罚款自然人和法人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