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民诉法修订，以程序完善促进权利完备

　　11月25日～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江伟教授主持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进行第四稿论证。根据该建议稿，民诉法修订呈现出几大引人注目的“亮点”：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立案审查制度———法院不能拒接老百姓诉状；建立有条件的三审制———如果认为第二审判决违反法律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在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等机关或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对实施侵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中国青年报》11月28日)

　　之所以将上述几个修订称之为“亮点”，首先是因为，这些修订预示着民事诉讼法诉讼程序的重大完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改进，使民事诉讼程序更加透明、严密、完整，而这种程序完善之所以又如此重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是公民权利不断走向完备的制度基础和前提。

　　“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如今人们都熟悉的一条法律谚语、法治原则，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救济或者虽有救济但救济的程序、渠道不充分不完善，那么，所谓“权利”也就失去了其内在完整性乃至变得似有若无，成为一种虚幻的“纸面上”、“名义上”的权利。而诉讼法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以其严密全面的程序设计，来维护和捍卫权利救济渠道的充分和畅通。基于这层意义，我们可以说，虽然与实体正义相比，程序正义是一种似乎更为低调、形式化的正义，但却是一种更为基础根本、也更加“看得见”的正义，没有它，一切权利将失去赖以根植、生长的基础。

　　这表明，现行民事诉讼法之所以需要修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权利救济方面还存在许多欠缺和不完善，影响乃至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健全和完备。比如，现行民诉法设有立案审查制度———一项民事诉讼是否被认可立案，要事先接受法院的审查。显然，这样的制度设计，无形中为许多权利的伸张制造了往往难以逾越的程序障碍，如有地方法院就曾据此给立案设定种种范围限制，以“涉及面广、敏感性”等为由，拒绝受理“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案件的诉讼。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大量的基本公民权利失去司法救济的可能，如“集资纠纷、土地纠纷”的财产权，“职工下岗”中的劳动权等等。

　　再看公益诉讼。依据目前的民诉法，对于提起民事诉讼的存在这样的诉讼资格限制———“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很明显，伴随这样一个有关诉讼门槛的程序限制，许多没有直接、明确的受害人的公益性侵权（如环境污染）带来的权利侵害，必将诉讼无门，而这一切背后对应的，同样又将是大量重要人权———如环境权、健康权的流失。

　　其实，如果我们从更深入的权利视角来看，民事诉讼程序完善所能带来的权利完备价值，不只包括上面所说的这些基于程序完善之上的权利，同时也包括这些程序本身所寓含的权利。比如，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保障了当事人在一些法律基本程序问题上的听审权”；至于建立“三审制”“公益诉讼制度”，即使只在程序层面上看，同样也是对公民诉讼权利本身的一种重要扩展和延伸。这诚如美国法律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所言：“不论是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的观点看，个人的权利都是由正当程序保护的，正当程序包含了实质性和程序性双重内容”。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