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五：安徽教师短信案凸显官员滥权

　　莎士比亚曾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是悲剧。” 8月份重庆发生的“彭水诗案”还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安徽五河县又传来了“两教师给县领导发短信被拘留”的消息，同样是教师，同样是短信，同样是被“拘留”，虽相隔万水千山，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却简直比中国人民的幸福度还要高。当然，这“历史”有幸发生在中国，自然难免沾染点“中国特色”，因此，它第一次就是悲剧，第二次继续是悲剧。

　　且不谈因言获罪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怎样的格格不入，也不谈短信致罪的法理漏洞，需要善良的人们警惕与沉思的应该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罪行辗过之后仍然可以公然继续发生？为什么官员们总是对“教训”置若罔闻？甚至一次比一次下手更快、力度更大、出手更狠？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官员规范、校正自身行为的动力，或者说官员“怕错”、“纠错”的动机，不是来源于人民，而是来源于上级。中国虽有“官员问责制”，但上级而非人民，才有“问责”官员的权力。正是这种制度设计让官员们“唯上”而不是“唯民”，也让官员们敢于一再在人民身上“试错”，因为“上级”光从字面上看也是有限的，遑论其它。

　　权力有序运行的唯一原因就是存在制约。如果领导的权力受不到来自人民方面的有效约束，作为人民，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哪一天就遭遇“权灾”，你也不知道同样的“权灾”哪一天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制约官员滥用权力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选票。在“权由民所来、官由民所选”的状态下，官员们怎么可能不“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呢？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说：“选举让官员与公众保持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使侵扰民众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体现敏猪本色的“直选”，确实是防止官员最少犯错误的一种制度。这也是敏猪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无需上级的“领导”或领导人的“带领”，仅仅依赖普通人的共识、参与就可以让社会正常运行。

　　秦中飞因《沁园春·彭水》被关押一个月后，彭水县公安局、检察院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督促下，最终承认秦中飞诽谤案属于错案，并予以纠正、赔偿，据说这“无疑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但这种个案的进步从来就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上级纵然关注得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它可以解决“个别”，却无力于“全面”。正如托克维尔评价专制国度领导人“英明”时所说的：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

　　我们同意宽恕，但我们不主张遗忘。人民不害怕错误，但害怕一再回到老的错误上去。“事件”一旦发生，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如果人民老是只能寄望于“上级”来“为民作主”，则同样的事情既可成为人民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能“和平演变”为“不和谐”的因子。因为偶尔一次两次，人民可以权当它是“仆人”必须支付的服务成本，但是老拿人民去“恶搞”，谁又能保证人民就不会有一天也“恶搞”一下他们的“仆人”呢？——历史早就告诉我们，任何政权一旦不把自己与人民联系在一起，就必然付出昂贵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