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来：大众文化放低身形，破位下行

　　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中扩张，在网络上闹剧化，选秀遍地开花，“恶搞”走下网络、浮出水面，2006年大众文化放低身形，破位下行。

　　国学的下行路线

　　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龙场峰会”的起兴，“国学商务舱”的承接，在2006年转

入下行路线的拓展活动。此前，传统文化运动始终在国学研究者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展开。随着媒介宣传的不断深入，普通民众也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有效性，并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追索。

　　首先是

　　随后，河南一些地方修复文庙，开始“庙学合一”的试验，也有一些中学，从传统“成人礼”推演出“成童礼”。如果说“孟母堂”的出现为知识界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基础教育的切入点，那么随后的活动则有传统文化闹剧化的倾向。

　　在互联网上，传统文化闹剧的倾向更为明显，成为一种娱乐的添加剂。某网站“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以“投票者对国学的认知水平”作为国学大师的品评标准，通过“公众认知”定义学术。这种以数目字管理国学的游戏，将国学拉到了于民间文学相当的地位上。

　　与之相比，谱牒学的再次兴起更具戏剧性。一名自称“北大边缘人”的谱牒学爱好者柳哲通过网络渠道发布大量关于其个人的谱牒信息。这场“谱牒秀”随着自称白居易后人的“国学辣妹”将自己搔首弄姿的照片发布在网上达到了高潮。经历了最初的争论与多年的经营，传统文化已经被与经济活动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了传统文化的阐释权，就等于掌握了通过销售这些阐释谋取经济利益的通道。谱牒显然是传统文化阐释权的重要象征，这就是它兴起的原因。

　　选秀经济学

　　以去年超女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先导，今年选秀活动成为中国电视业的主导，各地方卫视纷纷涉足选秀领域。

　　但事实上能在观众短信票数及盈利水平上足以引起关注的，不过《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及《我型我秀》三家。而正是这三场娱乐选秀堆砌了今年选秀热的人气话题，“男女对决”与“师洋现象”。无论是人气还是话题，都只是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向其观众投出的兴趣点，如何扩大投票短信带来的好处是盈利的关键，各个节目都在这方面使尽浑身解数。从投票短信数量来看，各大比赛都较去年有了大幅提升。“电视选秀热一年”的预言被碾得粉碎，随着中国“沙发土豆”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在未来三五年内，选秀运动上一层楼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这些选秀节目的美国祖师爷———“美国偶像”，投票并不收费。

　　较之更进一步的是《加油好男儿》的经营活动。一开始，媒体给这次选秀活动贴上了“男色消费”的标签，不过这只是一种修辞层面。然而，比赛结束之后，主办方却在某在线交易网站拍卖优胜选手的“约会权”。于是这一隐喻下降为纯粹的经济活动。

　　“恶搞”流变

　　由于胡戈以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电影《无极》的嘲弄，“恶搞”终于在风行网络世界十数年后，走下网端。一般认为，恶搞是网络上多种文化交汇碰撞的产物，如日式kuso文化、无厘头电影、传统喜剧文化（比如相声）的操作模式等。

　　“搞笑”是“恶搞”的第一要意，最初的“恶搞”作品大都是作者在无聊时制作的“搞笑”产品，不负载任何多余的现实意义，比如著名的小胖系列等。这是权威瓦解之后的必然现象。网络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让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无法在第一时间内进入互联网。这为网络文化新精英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时间差，网络言论的匿名性又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权威，再加上网民大都是处于叛逆期的青年，促成了“审美无政府主义”在网络中的风行。

　　“恶搞”通过拼贴、戏仿、挪用等方式，对其被“搞”的原著进行篡改，瓦解母本的同时，将一些现实内容添加进来。这使“恶搞”作品获得了“双重的解构功能”。这种解构功能让“恶搞”获得了一定的批评意义，让被恶搞者陷于尴尬的境地。正是这种尴尬，使陈凯歌对《馒头》发出了“人不能这样无耻”的反击，并最终导致“恶搞”浮上水面。

　　4月，青歌赛主办者在记者联谊会上播放了以《闪闪的红星》为母本、针对青歌赛的“恶搞”视频作为宣传材料，这次“恶搞红色经典”事件最终将“恶搞”推上了审判台。8月10日，《光明日报》社主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会议指出，“恶搞”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文化的表达渠道日益增多，表达方式也突破了原有的形态，文化精英的代际传递出现了加速的迹象，文化商业化也很明显，这是2006年大众文化的大势。青年一代的文化解构活动正在动摇传统的文化定义，但尚不足以充当真正的文化建设者，只是体现着新生的力量。

　　□本报文娱评论员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