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在这世界上，最好找的就是理由和借口，而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更赋予了明语隐语的诸多可能。卖假货害人的死不认罪、抄袭文字糊弄人的话语铿锵，更别说骂了人的出来道歉了。12月7日的《青年周末》说：央视名嘴马斌拒与“陪聊”大学生和解，称誓死不改主持风格。马斌在其主持的《马斌读报》中指责北大毕业生高健“不好好学习，无所事事，不学无术”，起因是今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高健因半年没找到合适工作，在北大开始招揽“陪聊”生意。
一个社会的文明序列，不仅基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也是基于公民对道德良知的价值皈依。马斌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主持人，但这依然无法更改“不学无术”的强烈贬义色彩。再个性化的新闻传媒都无法抹杀其公共性色彩，在一档国家级的媒体指名道姓地定义另一个公民的“无所事事不学无术”，法理而言，别说是马斌，就是诺大的中央台怕也没有这个权力。比之于这种人身权利上的伤害更深刻的，是情感上的伤害——显然，这已然无法偷换成“主持风格”这个概念，毕竟，“主持风格”是学术范畴，而指责与挖苦是权利范畴。当然，也许马斌有不道歉的自由，但我们也有觉得其应该道歉的自由。
道歉，是一种低姿态的“高姿态”。社会学而言，人的成长是和犯错概率成反比的，所谓“人非圣贤”，那么，可以逻辑地推论：无论什么身份、无论什么年龄的人，都必然遭遇道歉的可能。遗憾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们离这种姿态渐行渐远了——当外国人感叹“中国人不会道歉”的时候，我们才忽然发现，幼稚园学到的“对不起”也还停在那个遥远的阶段，竟然没能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于是，更多的是指责、漫骂、狡辩、诡辩，心虚却嘴硬。一个背谬的“潜规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定位往往和“道歉”概率天然地对等起来。精英们是不会道歉的，仿佛他们不会犯错；错的永远都是小孩子、是民众。这种惯性虚伪已经导致我们浪费了更多的机会成本来修补“弥天大错”，为了把一个错误掩盖得比较模糊，于是继续犯另外的错误。于是恶性循环，“心灵沦陷成本”和“错误掩饰成本”（有时甚至夹裹着制度成本）往往是高昂的，而结果也只是推迟了错误的曝光期而已。
据说，美国北加州的凯撒医疗保健公司开始对全公司11000多名员工进行培训，学习如何向患者和家属道歉；由于没有准确预报沙尘暴的来袭，韩国气象厅厅长在公开媒体上向全体国民道歉……其实，我们并非没有学过道歉的功课，也津津乐道于譬如“负荆请罪”等高难度的道歉技术，但偏偏丧失了“道歉”的良知。社会机制的天平永远是倾斜的，每个人都难免遭遇不公，制度也好、法令也罢，永远无法抵达完美，但基于澄明道德评判标准的价值尺度就是建构社会和谐、人际公平的“最佳替补”——在那些刚性制度约束不了的地方，我们会因为内心的歉意、愧疚、不安、悲悯而重新归置社会关系、乃至生存资源。
更直白一点说，学会“道歉”，也是为了当我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至于继续被展览伤口。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