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邱兴华案之争为程序正义树立标本

　　备受瞩目的邱兴华杀人案二审8日上午9时30分在安康铁路运输法院大审判庭开庭，二审的辩论焦点，将围绕邱兴华是否有“自首”情节，以及是否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展开。上午11点30分，二审结束，法庭将择期宣判，宣判时将附带决定是否进行司法精神鉴定。

　　一个细节是，邱兴华本人认为无需精神病鉴定，但辩护律师坚持要提请精神病鉴定。

　　在法庭之外，一场有关是否需要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的“专业性争议”也在展开，一直关注此案的著名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在断定邱有精神病的前提下，要求“枪下留人”。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李玫瑾教授则认为：邱兴华属变态人格，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依照以往的思维惯例，或许邱兴华早已被“从重从快”枪决。“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最大公平”思想，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但此次对邱兴华案件的审理，公众舆论却开始发生转向，不少人呼吁要对邱兴华案审慎处理。我以为，围绕邱兴华案的种种争议，是从法学家、精神病专家等精英人士、到参与讨论的普通民众，已经逐渐形成了对自然正义的基本理念。人们对法治社会中，一个案件的司法程序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进行了广泛思考与探索，并且基本形成了价值共识——程序正义，既是对立法者的基本要求，又是对法律程序的现实评价准则，是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制度的终极根据。

　　程序正义应当包括两项根本规则：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作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地听取。因此，即使邱兴华本人认为无须精神病鉴定，辩护律师也有权提请精神病鉴定。同时，人们对邱兴华须做精神病鉴定的坚持，也是基于行政机关应当给予当事人以反驳对己不利观点的机会。所以，希望二审能够对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已成为维护程序正义的必经途径。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严格制定程序、严格执行程序，已经被西方法学历史证明其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利益，不管他是个人还是群体。所以，中国的法学倡导者们一直在呼吁建设程序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带来结果正义，越过程序正义去追求所谓的“结果正义”，什么也得不到。

　　中国司法机关正越来越重视刑事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全体公民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司法者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的裁判规范，是国家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们应当把程序正义，作为依法治国的底线。如此，中国才会获得法治的长治久安。而邱兴华案的有关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程序正义之争”标本。

　　毕舸（广东深圳 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