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2006宏观经济领域三大争论

　　2006年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预计GDP增长10.5%左右。其中二季度经济运行呈明显的过热增长态势，GDP增长高达11.3%，特别是“三过问题”即投资过快、信贷增加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使经济再次面临由“偏快”向“过热”转化的风险。尽管如此，为抑制“三过问题”的继续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紧缩货币、加强房地产调控和调整外贸政策等多重宏观调控措施，但理论界对一些宏观经济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相关争论集中在三大问题上，一是投资或经济增长是不是过快？二是人民币升值是不是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和内外经济失衡的关键？三是在现阶段，当投资和经济持续处于高增长的状态下，未来主要面临的是通货膨胀压力还是通货紧缩压力？这三个问题尽管难有定论，但仍旧值得进一步去梳理与分析。

　　投资增长是不是过快

　　对近几年投资持续高位增长是不是过热，理论界仍然存在明显的争论，特别是今年以来的投资加速在不少人看来十分正常，并不是过热，甚至有人认为当前投资增长还不够快，人为压抑投资增长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

　　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一般我们判断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物价水平是否持续大幅上升，二是是否造成基础行业如煤电油运等全面紧张。用这两个标准判断，2004年投资过热比较典型，而今年以来投资高增长就相当正常，似乎并不过热。但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现象，也有可能伴随低通货膨胀现象，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在高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度都较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而在低的技术进步时期，无论经济增长是快是慢，长期的均衡通货膨胀率都较高。所谓过热或过度都是指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过快，而不是是否伴生高通货膨胀。所以判断当前经济或投资是否过热要注意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

　　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投资过热并不必然导致物价的大幅上升和基础行业的供应全面紧张。这里所谓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就是指全球性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全球化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的一致化趋向，结果是无论增长速度是快是慢，物价水平都相对较低。根据长周期的宏观环境的不同，可将经济过热区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需求过度扩张型过热，另一类是供给过度扩张型过热。需求过度扩张过热一般发生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或全球性长期低或中速的技术进步期，这就是典型的经济过热，通常是需求增长速度快于供给增长速度，导致价格的大幅上升。供给过度扩张型过热一般发生在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后期，特别是长期性的高技术进步时期，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于技术进步加快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供给增长速度明显地快于需求增长速度，二是物价水平相对较低，美国高科技泡沫破灭是这种过热的典型，20世纪美国大萧条前的20年代的繁荣也属于这一类型，中国目前的投资过热无疑是这一类型。在这种投资或经济过热中，由于价格上涨并不明显且波动较小，经济或投资高增长容易被解释为可长期持续，甚至有人认为周期会消失，实际这是价格给我们的错觉，使过热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研究表明：自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长期高增长过程的均衡实际投资增长率为18%，而2002-2005年间的全社会投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26.8%，实际投资增长率为23.0%，即近几年平均的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比均衡水平偏高5个百分点左右。今年上半年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高达2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8%，比均衡水平快10个百分点，严重偏高，而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是

房地产的过热。

　　人民币升息好还是升值好

　　一般认为投资过热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而解决流动性问题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上被认为是非货币政策莫属，这里最具争论的问题是升息好，还是升值好，或者是两个同时升。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升值最好，甚至有人说，升值是治本，升息是治标。当然，既升值又升息必然是标本兼治了，这样的政策建议非常诱人，好像升值是一把败解决投资过热及其结构失衡最恰当的钥匙。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更明确地反对

人民币升值，既反对在此阶段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大幅升值，也反对多数人提出的“缓慢升值”的观点。首先，升值特别是有规律的“慢升值”操作，不仅不会减少流动性，而且会不断刺激国际投机资金的进入，形成更多的流动性过剩。在现阶段一次性大幅升值肯定行不通，而“慢升值”实际是培育了一种固定的预期，且不断强化的预期，结果将会更糟糕，这使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投机被强化。其实，近几年顺差的扩大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预期主要源于人们对升值的“暧昧”态度。如果真的采取那样的政策，让人民币每年升值3%-4%，结果将是全球流动性都向中国集中，流动性过剩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避免一种风险引进更大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应以集中性或一次性的最好，尽管这会造成短期的较大冲击，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的水平及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后，不会对经济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其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应在现有

汇率水平下基本保持稳定，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大幅升值缺乏长期竞争力基础。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相当强的关联性。经济政策与产业发展都具有某种甚至是很强的序数性。汇率升值也一样，它作为一种金融政策工具，在金融发展上有一个顺序问题，在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也有一个顺序问题，当金融和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它应该升值，相反，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就盲目升值或迟迟不肯升值，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对比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汇率升值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一个国家工业化及工业国际竞争力基本形成是升值的“临界点”，只要经济竞争力真正建立起来了，升值才是一种必然过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汇率大幅升值了最后也会大幅贬值。日元、韩元升值及台币等升值都发生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所以尽管大幅升值后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波动，但基本不伤元气；相反，汇率市场化及汇率大幅升值远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会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和冲击。

　　通胀压力大还是通缩压力大

　　不少专家认为，在中国经济特别是投资长期保持高位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高通货膨胀现象早迟会出现。做这种判断的最主要依据是：中国多年来货币供应量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而且代表上中游产品价格的PPI增长一直较快，世界石油价格多年来持续高位运行等。笔者则认为，短期和中期中国经济均无通货膨胀之忧，相反，中长期仍然面临通货紧缩压力。

　　因为流动性过多或泛滥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并爆发像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那样的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一个条件，但要想转化为真实的通货膨胀，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实体经济因技术进步放慢或全面性的资源供应短缺使供求之间存在“硬缺口”，即持续地或逐步扩大的供不应求缺口。后一个条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及中国近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根本不存在，因高科技革命及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中国以及全球货物市场总体上面临的是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供求缺口较大主要存在于石油产品上，即使前一段时间存在像原材料供求的缺口，但也不过是一种“软缺口”，“软缺口”会导致价格水平阶段性上涨，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只会导致流动性过剩而不会转化为高通货膨胀。在高的技术进步下，高增长的确可以与低通货膨胀长期相伴，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从欧美发达国家和国内都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CPI增长在轻度的通货紧缩区间不会对经济稳定增长形成不良影响，相反，伴随着经济增长适度调整的轻度通货紧缩反而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家再次出台了新的宏观调控措施，这并不是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而是防止中期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作为当期是需求而中期是供给的投资，如果长期保持过快增长的态势，将会在中期产生明显的生产过剩问题，形成较明显的通货紧缩压力。因而，以主要抑制投资增长的宏观政策主要是防止中期出现较明显的通货紧缩。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