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作家为何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说文解道之景凯旋专栏

　　然而，这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却异样地对诸多社会重大问题少有反应，甚至还不及许多普通网络写手，于是在公共领域，近几年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现象:作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作家

　　在文化界，去年11月召开的全国作代会算得上件大事，时隔五年才有一次。不过，公众更大的反应倒是针对会后的一件事情——某个专业作家在网上向新任作协主席发出公开信，为另一个身患重病的著名作家吁请专业待遇，引来网友一片感叹。之前，一个专职作家也曾写信状告签约单位，因为拿不到薪水，他只好被迫当街乞讨。作家成了讨债的民工，总算有了点轰动效应。可同情之余，有人不由得又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供养作家？

　　回想“文革”后的第三次作代会，曾是多么风光。那时在校园里，青年学子每天关注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名字，私下议论着一些作家在会上慷慨陈词，大声说出民众的心里话。据说，同时召开的文代会的代表，也都常溜去听作家们发言，回来就说，还是作家有思想。作家这种职业，在国人心目中一度是多么仰之弥高。

　　如果有人对我说，那其实是不正常的状态，如今文学终于回归本体，大众不再关注作家，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恐怕过于简单。去年4月，一些学者聚集武汉，借讨论小说《如焉》，激烈批评时下的文学创作，接着又有一位德国汉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中国作家缺乏勇气。这两件事在民间都产生了很大反响，证明许多人仍在关心着文学。

　　在身份社会，做一个专业作家意味着政府给予荣誉、地位和稳定的收入，基本上与社会无关。但从契约社会的角度看，作家与社会还是存在着隐性的契约关系，从前有句话，人民养活了作家，便是此意。国家给作家发工资，实际上是政府代表人民与作家缔结了契约，因此不管这契约的规定如何，在读者心目中，作家就应当替老百姓说话。而对于某些关心民瘼的作家，读者也始终怀着崇敬之心。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确立，契约关系开始从隐性转向显性。按照麦克尼尔的新社会契约论，现代契约不仅表现为实在法，也表现为社会的相互关系与规范。凡有收入的人都成了纳税人，这就意味着每个纳税人与拿工资的专业作家之间，已经存在着某种直接的隐性契约关系，是纳税人养活了专业作家。正如罗尔斯所说，社会契约的根源是由于每个人在某方面“中等程度的匮乏”与交换上的“相互冷淡”。从此，如果社会还必须要供养作家，在我看来其理由就只能是，作家具有一般人所欠缺的品质，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说真话的勇气，敏锐的感受力，而不是一种拿薪水的身份。

　　既然是纳税人供养了专业作家，他们就有权利对作家提出更高要求。至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不愿意供养这样的作家，他只是为自己而写作。然而，这十多年来，中国作家却异样地对诸多社会重大问题少有反应，甚至还不及许多普通网络写手，于是在公共领域，近几年才出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现象:作家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成了作家。

　　也许在潜意识里，正是由于这种隐性契约关系被单方面毁约，才导致许多读者对作家不满。

　　这不是苛求，而是专业作家这个职业的内在困境。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还有这样的制度。在契约社会，如果要供养专业作家，必然会面对公众要求与创作自由的矛盾，哪样都会破坏正义原则。因此，国外的严肃作家大都有另外的职业。而近年来年轻作家韩寒之所以对专业作家、批评家开骂，理直气壮，所向披靡，仗的也便是契约社会给他撑腰，他不拿工资，靠的是市场。

　　我们的专业作家应该怎么办？要么拿纳税人的钱，就得为公众说真话；要么不当专业作家，卸下非自愿的社会责任。否则就是这个契约出了问题，仍留有身份社会的痕迹。

　　至于我，倒是愿意保留专业作家，因为社会仍然需要作家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感觉。但作家应当与社会重新缔结契约关系，这样的作家首先应当关心社会，敢说真话。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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