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解析中国社会的暗箱操作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上海社保案的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其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而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上海历来被看作是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腐败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惟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其中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企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国企当中，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今年年初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7年中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这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如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共挪用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就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这次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它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监督。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今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并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今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使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此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此案如此，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在网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之所以会如此，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看，国企产权改革、

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即，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这两者的价差一项，国库损失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秘密，同时也是媒体和坊间议论的经常性话题。但在过去几年里，却鲜有这方面的案件被披露。也许这只能用其手段和技巧的纯熟加以解释。只是在今年，在房地产调控处于胶着状态之时，才陆续有一些官员由此落马，如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到房地产的腐败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到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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