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平：聘用制，从业新闻最受伤

    作者：李季平

　　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1月9日因到大同一煤矿采访，被煤矿雇佣的人员殴打致死。对于兰成长的身份，有关各方说法不一。但出事的第二天，一项旨在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的专项行动在大同市正式启动。根据此次行动配套的相关规定，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的人员均被认定为假记者。(中国青年报1月17日)

　　同样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看了这条消息感到特别郁闷。兰成长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了采访非法煤矿而被自己的采访对象殴打致死，这对其本人、家庭和社会本来就是一件不幸的事件，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竟以兰成长属于“聘用”人员，而不承认其记者的身份，“聘用”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因公致死，难道就该遭受这样的境遇吗？

　　退一步说，如果兰成长不是“聘用”的，而是体制内的一名记者，是不是就要被宣传为“因公殉职”的典型人物？是不是就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如果是的话，那么，同样一个人，同样的一个采访事件，同样的倒在工作岗位上，为什么只因“聘任”的缘故，就在政治声誉上有如此大的区别？这样的结果，兰成长在九泉之下会瞑目吗？

　　必须承认，新闻从业人员的“聘用制”，是符合有关政策的，“聘用”人员在报刊、电视等新闻系统占有相当大比例。衡量新闻从业人员是否记者的标准，应当由国家相关部门具体提出，而不能由地方的某个城市来认定。由国家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2005年中国人才黄皮书》显示：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总数为75万人，而到2005年底，全国核发的新版记者证只有14万多件。可见，持有证件的在总体新闻从业人员当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值得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一些合法的新闻机构，工作在一线的多是“聘用”人员，这部分人员中，确有一部分因多种因素没有能够取得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记者证。如果把这部分人员都认定为假记者，实属冤屈。

　　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聘用”人员的制度并非只是在新闻系统存在，而数量更大、群众反映更强烈的还有公安、环保、基层政府管理部门等。

　　在公安部门，我们对“协警”现象似乎已经习惯，从城市街头的交通“协警”，到公路检查部门的“治超”、“罚款”等不少环节，本应由体制内的执法人员才有资格做的岗位，现在有不少都有“协警”去完成。对此，公安部曾于2004年9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进行清理，用3年左右时间完成清退工作，结果，这种“协警”并未减少多少。基层环保执法部门，同样存在“聘用”人员。有一次我到某县环保部门采访，一负责同志讲，全县那么大面积，那么多需要监督的企业，光靠有执法证件的几个人，怎么能管的过来？在一些乡镇，大多都长期聘用多名工作人员，去专职搞计划生育执法检查，这样的“聘用”行为可以说太普遍了。

　　但是，中国的现实就是这么奇特：当被“聘用”的“协警”去检查你的驾驶证等证件、或开据罚单时，很少有人敢去查验“协警”是否有执法证件，很少有人称这样的“协警”为假警察；当环保、税务、国土等执法部门到企业检查时，也很少有人去核实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证件；至于一些乡镇聘用的计划生育执法队，更没有人去质疑这样的方式是否合法？可惟有对新闻系统的“聘用”人员下去采访，不仅官方要对你“验明正身”，而且不少有背景的被采访对象也敢于公开的嘲弄、蔑视、甚至实施人身安全的威胁。所以我要说，在所有行业的“聘用”人员中，从业新闻的最受气、最受伤。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结果？原因很简单：其他行业的“聘用”人员“工作”对象，大多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不感得罪这些负有“执法”使命的“聘用”人员，更何况司机与警察、企业经营者与税务、环保等执法部门、农民与政府等，在日常生活中都是“管制与被管制”的“猫鼠”关系，即使是“聘用”人员，即使其不具备法定的执法资格，也不去揭露、也不去反抗，只是选择顺从。

　　而从业新闻的“聘用”人员就不同了，新闻舆论监督的对象，不是政府就是有政府背景的违法企业，两者的利益通常都交织到一起，新闻行业的舆论监督职能，使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体制内的“聘用”人员，在工作中、在权利面前，自然会受到伤害。

　　我想，目前一些地方的新闻舆论监督，经常遇到阻力重重，甚至正不压邪，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本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但却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在一个法制制度不断健全的国度里，这种状况不应当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