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走出中介政治

　　本刊记者 熊培云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权力运行，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前现代政治”都有一个共性——从表面上看，权力拥有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不过是在代行某种神圣的权力。而这种“神圣的权力”，要么来自一个虚拟的民众实体，比如“人民”、“群众”，要么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上天”、“上帝”、“神”等等，而不是那些具体的、掌握选票的人。

　　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代行“人权”，还是代行“神权”，无论是君王或政府，作为权力拥有者与使用者，都是实现民众获取权利的唯一中介。而且，在口头上君王或政府至少会承认自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万民之福”。

　　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些政治称为“中介政治”。

　　唯一桥梁

　　“天子”、“君权神授”等等统治术都是这个逻辑的延续。就“天子”而论，如果我们将民众比作此岸，将君王比作唯一桥梁，天比作彼岸，表面上看，君王存在的合法性是天赋予的，但是，究竟天有怎样的意图，解释权完全在作为桥梁的君王手里。换言之，权力的起点表面上是在天那里，实际上是在君王那里，君王因为有强力的解释而在这里拥有了对彼岸的天和此岸的民众的绝对主动权。君王想要“天”具有怎样的意义，“天”就有怎样的意义。当社会认同这种天的统治，同样意味着臣民在君王的金口玉言中不断地被添加意义。

　　启蒙运动以来，“人民”这一概念和“天”一样，被强力随意定义与打扮。所谓“人民”不过是从此岸的民众中提炼出的一个具有神性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但是，由于它是一个虚拟的主体，一个可塑性概念，其解释权在政府手中，这也意味着权力的起点仍在政府。事实上，这也是纳粹当年口口声声代表人民，最后却只能代表人民作恶的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在“前现代政治”时期，人们尊重的不是精神平等的契约，而是一些神秘力量。一方面，皇帝、教会、极权组织都会通过对上天、上帝、人民等概念的解释来合法化、强化自己的统治，他们吹嘘自己是上天之子，或是通向天堂与真理的唯一中介，并且漫天要价，收取天价过桥费与中介费；另一方面，当民众在法庭上反抗而不得时，同样会将自己的拯救希望诉诸于鬼神，有的甚至还会希望自己变成厉鬼，为往世的冤屈复仇。对鬼神资源的挖掘，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悖论——人类的正义只有通过“非人类”的赠予才可以解决。

　　意义垄断

　　历史上即使是那些“人赋政权”的起义，通常也会打出“天赋政权”的旗帜以招揽民心。比如说在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时以鱼腹藏书言明“天意”，表明是“天”要灭秦。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让杨秀清口吐白沫，搞天父与天兄的“行为政治”，就在口中白沫四溅之时，这个“米斯特杨”立即变成了传达上帝旨意的传真机。

　　当然，这部与上帝联网的传真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世上仅此一台，正是这种绝无仅有垄断了来自天堂的所有消息。从这方面说，历朝历代，以祖宗、上天或真理之名义夺权者，多半都有一个争当“上帝传真机”的过程。谁又能说，前苏联的《真理报》不是这样一部收发真理的传真机呢？

　　20世纪，当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上升为真理，而权力拥有者因为独占真理而获得某种神性时，他们同样将自己变成真理与民众之间的唯一中介。不同的是，从前所谓的“君权神授”，此时变成了“政(府)权(力)真理授”。权力垄断了有关真理的一切定义与解释，从而使自己变成了真理的唯一生产者与捍卫者。

　　如果说民主是“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专制则是“通过真理救济真理”。两者虽然都是行动上的重复，但其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民主“以选择救济选择”，是在试错与纠错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说，在骨子里它是具有忏悔精神的。与此相反，“以真理救济真理”的可能结果却是，为了维护最初的真理的正确与威严，必须不断地制造新的真理，真理因此具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气息。

　　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源源不断地生产真理，导致真理因为通货膨胀而贬值或失去信用，真理因此只具有审查而无动员的效力，换言之，它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民众什么是符合真理的，但是却不能号召大家继续为真理效忠，为某种神秘力量献祭。

　　垄断者“揩油”

　　权力垄断者不遗余力地告诉人们，唯有自己才是国民走向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就像媒婆“会说媒的两头瞒，不会说媒的两头传”，为了获取垄断权力的高额利润，垄断信息无疑是政治中介“揩油”的最有效途径。关于这一点，前南斯拉夫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史诗电影无疑有着很好的诠释。

　　《地下》是一部浓缩了前南斯拉夫从1941年到1992年巨变的心灵史。主人公马高(诗人)和黑仔是贝尔格莱德的黑道双雄，在干着走私勾当的同时又和革命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时，黑仔迷上了话剧演员娜塔莉，并且因为和纳粹军官争风吃醋被纳粹逮捕。庆幸的是，黑仔被马高救了出来；不幸的是，受了重伤的他和许多群众一样被马高送到了自家的地窖里避难。马高成了他们和贝尔格莱德的唯一联系人。

　　解救只是绑架的开端。4年之后，侵略者被赶走了，南斯拉夫解放，身居高位的革命诗人马高已经和娜塔莉结婚，到处揭幕、演讲、朗诵诗歌，被群众崇拜。卑鄙的是，他没有把德国人被赶走的消息告诉生活在地窖里的人，而是以各种手段让他们相信战争还在继续，告诉他们报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地窖里为“革命”继续制造枪炮。

　　《地下》里有一段假传圣旨的情节。为了鼓励黑仔在地下室里安心干活，马高以铁托同志的名义转送给他一块印有铁托头像的手表，并向他转告了铁托的“原话”：“现在离战争结束还早呢，告诉黑仔，在地下别让他出来。他是决战必需的人才。”黑仔为此欣喜若狂，他做梦也想不到，马高早已变成了军火贩子。

　　2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生活在地窖里的猩猩无意中抠动了坦克的扳机，将地洞打开。当这些前南斯拉夫的幽灵从地底冒出来的时候，他们回到的已经不是纳粹占领的家园，而是米诺舍维奇执政的时代。黑仔荷枪实弹，带着儿子祖凡一起为消灭纳粹继续战斗……

　　影片中的儿子祖凡更像是一个隐喻。黑仔的妻子被带到地下室的当天，便生下了祖凡。祖凡一生下来便生活在谎言世界里，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他生活的全部。所谓的外部世界，对他来说不过是虚假的宣传、过时的照片、戏剧和影音资料拼凑而成。

　　意味深长的是，在地窖生活的所有生物里，唯一没有被马高洗脑的是那只开炮的猩猩。它不过是随心所欲触动了大炮，这不经意的破坏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地下室的作用。从这方面说，猩猩与人言语不通未必是件坏事。至少，猩猩不为马高虚假的战争宣传所蒙骗，所谓“众人皆睡，猩猩独醒”。

　　革命诗人马高通过制造一个虚假的意义来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当他将世界分为地上与地下，并且垄断地下与地上的一切传播途径，由自己负责解释地面上的一切时，他便成了救世主一样的英雄。他首先剥夺了穴居者的一切，然后一点点地给予。而这些心怀恐惧的人同样毫无戒心地把自己了解地面上一切事情的权利交给了马高。

　　谎言，就像萨满咒语一样，只有你相信它时才会起作用。对马高深信不疑的黑仔们因此变成了一群为虚幻的“自由”概念生产枪炮的奴隶。

　　市场政治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永远生存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中，就应该承认，任何政府的成立都得益于本国国民的挑选与豢养。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整体而言，无论是以民主的或是非民主的方式建立政府，都是一国国民选择或放弃选择的开花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有责任心的公民，都不应该在制造了政府后又与政府断绝一切联系，任凭它像孤儿一般长大，沾染野蛮的习气，缺乏教养。

　　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国家从神权走向人权、实现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公民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公权力，有着怎样的私权利，知道自己每时每刻的想法，一切都由自己做主，而不必揣测那缥缈的“上帝”或“真理”究竟为何水性杨花、朝三暮四，更不必担心被那些垄断了上帝与真理的解释权的唯一“政治中介”“揩油”。从外在形式看，限制权力的最好办法是分散权力，将政府关进或劝进笼子里，即通过宪政使公权力得到约束。

　　不久前逝世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论述美国联邦制的好处时说，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弗里德曼所主张的，是一个国家不仅要有自己的市场经济，同样要有自己的“市场政治”。活跃于政治市场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移民，同样体现在一国之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迁移。“假如我不喜欢我居住的州所做的事情，我能迁移到另一个州。”在市场政治中“选民就是上帝”。

　　不可否认，时间与地理上的这种开放，正是一个开放社会最动人心魄的图景。这种开放同样表现在，人们不仅有可供选择的市场经济，同样有着可供选择的“市场政治”，那些不为人们接受的，或者经过实践证明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终将被人抛弃。

　　政治市场的形成对于一个开放社会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谁可以作出永远正确的选择，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选举意味着在时间上公民可以“通过选择救济选择”，那么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迁徙同样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地理层面“通过选择救济选择”。没有市场政治，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只有当政治进入市场，充分竞争，才有可能创造出廉价而有力的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