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长江水位最低，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公众的知情权，公众的参与，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决策，也关乎每一个国人都要面对自然的挑战。

　　在1月29日召开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上，流域规划修编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少水利专家表示长江流域的规划修编，已迫在眉睫。

　　长江是中国水资源、水能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也是中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实施能源战略的主要基地、改善北方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支撑点，还是连接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珍稀水生生物的天然宝库。长江治理与开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职责。

　　面对长江140年水位最低纪录，与三峡水坝无关是一种说法，流域规划修编迫在眉睫是解决问题的措施之一。而公众的知情权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同样不可忽视。

　　去年，我曾到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源头采访。渭源县内的渭河干得让人看了心疼。采访中，县有关部门的领导把渭河源头的干归于全球气候变暖。可在鸟鼠山上渭河源头的泉眼旁采访时，管护着源头“品字泉”的一位老人对我却说：我十几岁时，这里的大树是背靠着背的，鸟鼠同穴的那棵大树几个人都抱不过来。那时的泉水是往上涌的，漫得哪儿哪都是。现在我天天打着手电照，看看泉里是不是来水了。老人说，鸟鼠山上那满山的树被砍三回了。同样是解释渭水源头的干，为什么有着这么大的区别。

　　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的环境危机，可把我们决策中出的问题都归到大环境中，显然是推卸责任。我们自己当年的围湖造田、乱砍乱伐和今天对水资源的无序开发，能说就没有对今天长江水位出现了历史最低造成影响吗？而面对长江向我们人类提出的这一挑战，政府决策中的

　　2006年年底，山西省环保局公布的一次万人环保意识问卷调查告诉我们：在回答“某市财政收入全省领先，但环境染污日趋严重，你是否让现任市长继续留任”这个问题时，71%的被调查民众选择了“不愿意”，而90.8%的受访市、县官员选择了“愿意”。这是为什么？

　　改变环境现状，当然也需要专家参与环境决策，希望专家能在利益无涉的条件下做出科学判断。但是，从西方一些国家的环境治理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我们不难看出，光有前两者是不够的。因为，公众参与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动力；因为，公众是环境和资源破坏的真正受害者、他们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发展道路、更不会选择断送自己子孙后代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正因为如此，公众才是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合肥召开的中国水利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说，根据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总用水量约为7000亿—8000亿立方米，而届时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8000亿—9000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接近极限。如果不及早采取有力的措施，我国将迎来严重的

　　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条长江水位出现了历史最低。淮河、辽河、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超过或接近60％，海河流域已超过100％，都远远超过国际上认定的水资源科学开发比率。

　　公众的知情权，随着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已有所推进。随着2003年国家正式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价法》、2006年中央又提出：“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面对长江水位最低的挑战，建设节水型社会既是基于我国国情和水情的战略举措，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而在水域的开发，水域的管理中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听证会、就更成为我们应对长江出现危机的关键。

　　面对长江水位最低的挑战，我们也可听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拍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是怎么说的：我们每个人对全球气候变暖都有责任。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为零，应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减少开车，改骑自行车。对妈妈说：请不要毁坏我们生存的地球。

　　汪永晨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