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学：法官精英化还有多少羁绊不能突破

　　北京市房山区推行的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推动着法官精英化的步伐，同时改变了未来法官的来源。争议之中，改革难以避免地遇到了政策上的瓶颈。改革者们希望，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能够成为建立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契机。

　　毋庸置疑，法官素质作为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和司法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决定力量，正越来越引起社会公众和广大学者的关注。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法官精英化已是大势所趋。在人们纷纷为此献计献策，关注和讨论如何改革我国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的时候，北京房山法院法官助理制度的创新给人们提供一个好的看点。

　　值得肯定的是，法官助理制度的出现，给房山法院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体现在了效率上。几年来，在房山法院，经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案件占案件审结量的63%。简易程序每年审结的案件量可占审结量的50%。有些案件从审查、立案到调解、审结仅需一两个小时。简易案件从立案到分案、送达、排期、开庭审理、当庭调解并发放法律文书，平均仅需20余天。而且，这几年，当事人的上诉率不足8%，二审平均发改率低于7%，案件质量连年居北京市法院系统前列。

　　不仅如此，法官助理制度的设计，还使法官助理变成了一道隔离墙。由于当事人接触的是法官助理，没有裁判权，而有裁判权的法官却无权与当事人接触。这样不仅使法官从繁杂的非审理事务中摆脱出来，加强了法官精英化建设，又有助于加强法院内部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既能提高司法效率、又能维护司法公正的全新的审判机制，就是这样一个受到最高法院的重视和肯定的司法创新，就是这样一个基层法院的改革奇迹，令人尴尬的是法律和政策对这种改革没有任何明确说法，不论是承载改革的法官助理，还是走向精英化的法官，都遇到了人事政策上的瓶颈。

　　不可否认，改革需要代价，创新需要付出。中国的改革史上曾留有这么一个细节：1978年秋天，安徽风阳县的小岗村发起了“大包干”，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严俊昌为首的几位农民在分地生死文书上按了手印，当年他们秘密行动，甘冒杀头的危险，写下盟誓，按下手印，约定如果事情败露，带头的人被抓被杀，全村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周岁。既然几位农民冒险创新，都能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那么，一个基层法院经过数年努力，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法官助理制度，因何还迟迟停留在“法律和政策上对他们的地位没有任何明确说法”的尴尬境地，而不能成为推动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动力呢？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提到了实现科学发展、推动民族振兴的战略地位，那么，我们的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还有多少政策上的羁绊不能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