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文/薛涌

　　精英与草根几乎在任何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核心的问题是两者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一厢情愿地回避现实，说中国没有贫富分化，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

　　最近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发言：“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是充满动乱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所以从别的国家经验看，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人，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

　　读了这段话，我不免对号入座了。因为近两年我连写了两本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就在吴先生发言的前一个月，我又出版了《草根才是主流》，对于吴先生所谓“最近流行的分析”，我是很难撇干净的。

　　我非常同意吴先生的说法，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流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最容易实行稳定和谐的增长。一个精英与草根分化的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则往往充满动乱。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则需要吴先生好好想一想：您究竟担心的是用精英和草根的概念对社会的分析，还是这些概念所分析的社会现实？吴先生似乎在暗示，我们只要用精英和草根的概念分析社会，社会就会顺着我们运用的概念形成一种两极分化的危险现实。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种分析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触及了深刻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反之，一厢情愿地回避现实，说中国没有贫富分化，说老百姓就应该挣六百块钱的月薪，那才是真正令人担心的东西。

　　其实，精英与草根几乎在任何社会都是普遍存在的。这样的社会分层天经地义。核心的问题是两者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在书里解释得很清楚，说美国是个草根民主的社会，因此没有精英阶层，那是句谎言。美国有根深蒂固的精英传统，有一套培养精英的办法。但是，美国的精英，归根结底是草根的领袖，靠给草根社会提供服务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并时时要寻求草根的授权。所以，他们往往是伟大的沟通者、交流家，善于把精英的理念传播给草根。里根就是生动的一例。

　　在我们的社会，所谓精英，则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特权，不需要老百姓授权。这样的精英，他们的心态是：认为“正确的观点不用投票”，仿佛公共政策的制定不需要公共讨论；认为民意是“非理性”的，要言论自律，甚至对民选政治家和未成年人之间的非法性行为都应该作为朋友进行遮掩等等。难道不正是这些人把自己划在一般的老百姓之外，要求享受不受挑战的特权吗？

　　在对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评价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企业家改变了中国，所以应尊重企业家。我则认为，企业家虽然贡献卓著，但

中国经济起飞的首要功臣是成千上万拿着低薪苦干的普通劳工。看看中国GDP的含量就清楚，劳动力的含量最大，技术和创意甚少，甚至至今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企业。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企业家们的局限性，一方面说明劳工的血汗弥补了企业精英的不足，维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建立未来的市场经济秩序方面，我和主流经济学家都注重产权。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是企业家的经济权利。我则一向主张，产权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必须在民主的框架中才能成功。所以，维护产权，必须从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开始。

　　几年前，我和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吃过一顿饭。他被公认是主流经济学家里人品最好、最同情下层老百姓的人之一。他当时称美国的经济根本没有竞争性，工资福利太好，早晚会被中国打败，甚至说美国的大学也会被中国的给比下去。当时我提出中国的许多企业欠薪的问题。他手一摆：“那是极少数的事情。”我又说企业给工人的工资太低，工作时间太长，工人难以与老板讨价还价。他则马上说：“那都是两厢情愿。”

　　如果主流经济学家们都如同“何不吃肉糜”的晋惠帝一样关心百姓的话，当他们听说我们的社会被分化为精英和草根后，当然也就会感到大惑不解了：难道大家不都是肉食者吗？而这也只能加深他们和草根的对立。其实，化解吴先生的“担忧”很简单：精英们把自己融入草根社会。当草根成为主流后，我们才真正会拥有一个橄榄型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