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做好不歪曲历史的基础工作

    作者：黄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在今年两会上表示，他将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有两面，一是强烈支持，一是坚决反对。支持一方不必多说，自然是和喻先生一样，对“当前一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特别是日本侵华翻案”的现状感同身受；反对一方则从维护学术自由的立场，表达了疑虑。

　　我对历史研究完全是外行，从这个角度看以上两个阵营的各自意见，就难免觉得似乎都能自圆其说，所以一心指望双方思想进一步碰撞，以为未必不会出现某些交集，因此对这一争论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这时候，突然看到了乔新生教授的一篇文章《学术自由不能无视宪法共识》(3月11日《检察日报》)，却禁不住想起了一些很常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又是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的。

　　乔新生也是赞成学术自由的，他的文章起首就说：“学术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我国宪法保护”，他后面又接着补充，“但问题在于言论自由作为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并非没有边界，在任何国家如果学者的言论超越了宪法底线，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笔“但书”加得很好，就像其文章的标题，“学术自由不能无视宪法共识”，这样的立论在世界上大概都很难找到反对的人。不过，他随后举的一个例子似乎有一点问题。“在欧洲，有历史学家发表为纳粹分子翻案的学术著作，被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这个例子可以被看作“言论和学术自由的边界”的经典，中国学者是很喜欢引用的。有意思的是，喻权域后来接受采访时，也举了这个例子证明他的观点，仿佛是和乔先生桴鼓相应。

　　那么我为什么偏说这个例子有一点问题呢？很简单，在欧洲，关于纳粹的所有文献档案早已公之于众，纳粹的大屠杀史实，因为档案文献的公开，早已在政府和民间形成牢不可破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在史料上有新的发现，而是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故意立异鸣高，不仅法律反对，也是缺乏民意基础的，更多时候只能像一场行为艺术，徒惹起公众讪笑。而我们在文献档案的公开和利用上能不能和欧洲相比？喻先生、乔先生一为学者一为教授，不知他们情况如何，而以笔者个人的经验，要想利用各公共机构的文献档案，即使是已经解密的一些资料，也常常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惩治汉奸言论法》的争议是因“歪曲历史”而起的。怎样才能做到不歪曲历史呢？窃以为，最基础的工作就是不自秘，用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教育公众，逐步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我常常想，为什么欧洲那些为纳粹翻案的人往往如“一风吹”，而在我们这儿，“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的人的言论却往往能够耸听视听？不就是因为公众对相关资料比较陌生，难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吗？

　　所以，我跟在喻权域、乔新生二位名人之后郑重提出一个公民的建议：为了不让那些“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钻空子、出风头、“造谣惑众”，提高公众辨别“汉奸言论”的能力，须尽快做好不歪曲历史的基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