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政治家与国际玩笑

　　 本刊观察家 黄 晴

　　在当今国际政坛，政界人物在社会活动和交往时，经常有意表现其幽默品性，开开玩笑，在谈笑中传递信息，烘托或改善气氛，应对尴尬和紧张，显示机智和风度。在当今社会中，传媒无处不在，政治人物往往必须直面公众。如果一位政治人物缺少幽默感，老是一脑门子官司，就会失去“人气”。在一些国家，政治人物是否具有幽默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品位和政治活力的象征，成为决定民意指数的一个人格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

幽默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开放的产物。当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时，幽默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技巧和艺术。当人际(或国际)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共同游戏规则下的政治博弈来协商解决时，幽默往往可以起到一种润滑作用。对个人而言，幽默往往是自信心、才智和独立人格的一种体现，它有一种自娱而娱人的性质，有利于创造良好的人际氛围，从而也成为一种影响力。一般来说，政治家是影响力较大并追求更大影响力的人物，因此，在和平的国际交往过程中，会不会开机智得体的“国际玩笑”，便成为政治人物的能力指标之一。

　　维护国家利益是政治家的最高准则。在国家交往中，政治家有时通过幽默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例如，在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参加了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的家宴。交谈中，布热津斯基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上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邓小平笑答：“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小平同志的回答，既巧妙闪过对方试图了解中国“内情”的意图，又在无形中强化了“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和现实。这一切情切景的机智回答，让全场人大笑，又占据了对话中的政治先机。

　　政治家开“国际玩笑”，有若干幽默的表现形式：

　　其一是化解式幽默。例如，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铁托率一群高级官员欢迎。一名官员突然对赫鲁晓夫说：“俄国和斯大林对我们干了许多坏事，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相信俄国人。”赫鲁晓夫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对铁托说：“铁托同志，如果你想让谈判失败，就任命这个人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在笑声中，紧张气氛顿时化解。

　　其二是自嘲式幽默。1961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毛泽东见面就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在联合国，我被扣上了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毛泽东的自嘲式幽默，既表现出一种强大的自信，又以机智诙谐拉近了与对话者的距离。林肯也是个善于自嘲的幽默政治家。有人攻击他是“两面派”，林肯说：“要是我有另一付面孔的话，您认为我会戴这么难看的面孔吗？”

　　其三是反嘲式幽默。有一个传说中的政治幽默。赫鲁晓夫与周恩来谈判，赫鲁晓夫说：“我们是不同的，我出身于工人，你出身于旧官吏。”周恩来回答：“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背版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幽默还有一个版本，即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与西欧工党代表对话时说过相同的话。

　　对政治家的幽默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例证和归类，不一一列举了。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政治家、大科学家等都是大思想家，而思想家大多具有幽默的品格。因为幽默品格中有一种对世事的透达和超脱，而这正是思想家的强项。一般说来，智者不一定幽默，但幽默者必有机智。一个不幽默的将军可能是优秀的军人，但一个不幽默的政治家很难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必须有一种社会活跃性。

　　幽默与讽刺相比，似乎具有更多的善意和爱心，它不采取道德裁判者姿态而“大义凛然”，而是把人性恶的种种体现视为一种有待提升、改善、克制的本能。

　　在某种意义上，幽默是一种游戏艺术。现代文明给这一游戏艺术更为巨大的表现场地，社会也产生了对这一游戏艺术的巨大需求。政治家不可能自外于这种需求。大众在网络天地中也自发地去适应这种需求。当前的“恶搞”之风颇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走火入魔式的幽默。

　　政治家的幽默有其美学标准，不可虚妄、不可恶俗、不可下流，否则有损形象和威望。不同国家的政治家在会谈中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常有针锋相对之举，但有理不在声高，不可声嘶力竭，不可有辱骂之嫌。例如，一次布什与普京见面，布什大力向俄罗斯推销“美式民主”。普京答曰：“我们不想要

伊拉克式的民主。”这一回答声调平和却语带讥讽，符合时事又恰中布什痛处。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此公在某个场合竟说中国有煮小孩之事，毫无根据，又极为恶俗。在另一场合，他为老不尊，和女主持人调侃，被媒体抨击为“

性骚扰”，且引起家庭“后院失火”。这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自取其辱的恶俗“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