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三农虽有小喜仍存大忧

　　李昌平

　　最近3年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民负担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全国农民至少每年减少负担1200亿元。此外，农民每年人均还能够享受100元左右的补贴(如教育、医疗、种子、农机、养老、生育、交通设施等)。

　　这主要得益于中央财政每年以1000亿规模增加对三农和基层政府的支出，2007年的总规模达到4000亿以上；二是农民合作和农村金融开放，在政策和立法层面都有了突破，各地的合作实践有雨后春笋之势，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三是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主业副业化或副业主业化的专业化分工分业趋势明显，农村市场由凋敝转向繁荣，生产和消费都趋旺；四是新农民进城就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步，农村劳动力价格快速提升，反过来促进城市劳工工资增长，劳务收入成为农民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

　　新旧隐忧不容忽视

　　我们在看到三农可喜局面的同时，不可忽视三农的隐忧。甚至，在我看来，喜，只是小喜；而忧，却是大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绝大多数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收益呈绝对下降趋势，小农存在大面积破产的潜在危险。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三点理由，第一，随着私人资本主导的

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被迫从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供应等领域退出，绝大多数农户只能在生产环节获得越来越薄的利润。以奶牛为例，80年代，农民养一头奶牛，一年纯收入在8000元左右，现在却只有3000元左右；第二，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大豆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正在被国外农产品占领，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境外市场，正在被沿海的“外资农业科技园”接盘。例如，大豆和大豆加工品的国内市场，已经基本上由国外企业控制。过去由我们占领的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我国境内的“外资农业科技园企业”逐步接盘；第三，私人乡村银行已经合法化，随着农村私有金融业成为主流，将加速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要素整合，贫困农民破产在所难免。

　　二是，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日益弱化是大趋势，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黑色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农民由90年代受税费压榨之苦转变为受黑社会性质的“商官匪”联合剥夺之苦。这个判断的理由在于：第一，传统的乡村“权威”已经失去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不能承担原有的职能了。例如，乡镇政府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原有的“搭车收费”也随之取消了，原来靠“非法税费”支撑的功能也随之弱化了，不发达地区的乡镇，如果没有中央和省财政给钱，什么事都做不了，上面给多少钱，优先保证干部吃饭后，剩下多少钱就做多少事。面对农民具体而千差万别的需求，基层政府只能装聋作哑或视而不见；第二，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了，土地制度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去集体化”改革，绝大多数的村委会和党支部，已经是有心无力了，乡村共青团和妇联会等群团组织更是奄奄一息了；第三，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赢利环节和领域，已经完成了被少数社会强势者控制的“转型”或“转制”。在乡村社会，如果基层政府和健康农民组织弱势，“商官勾结”和“商黑勾结”控制经济、政治、社会是必然的。这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服务经济”的必然结果；第四，在基层政府和健康农民组织弱势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农民不受“黑色强势”者的欺压，政府会增加农村的警察和法官，这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痛苦，因为，农村警察和法官要享受同城市警察、法官同等待遇，国家财政会拿钱吗？即使拿工资可以，但灰色收入怎么补齐呢？最可能的办法是“创收”，只有服务“强者”才能实现最有效的“创收”。可以预见，上访路上的人群会越来越大，尽管上访能够伸冤的可能性极为渺茫。

　　三是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必须依赖于农民工工资收入，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陷于城乡难两全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

和谐社会”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最近十几年来，多数农民家庭除去其成员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后，家庭可支配现金呈递减的趋势，但其生产生活成本却是刚性递增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假如没有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家庭经营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如果长期依赖农民工城市打工收入维持农村家庭经营，以减少农民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就会失败，“中国转型”和“和平崛起”就遥遥无期；如果没有农民工收入补贴家庭经营，小农会有大面积破产的危险。小农大面积破产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失业问题转化为农民工失业问题，农村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如果真是这样了，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公鸡下蛋”式的忽悠了。

　　四是基层干部和小农，面对三农潜在的危险，没有了正常的表达渠道和化解能力，患上了对上和对外“依赖症”。最近这3年，三农确实有小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整个社会对三农潜在的危险，认识是严重不足的。原因很复杂。原因之一是基层干部和小农既无表达的渠道，也无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依靠拍上面的马屁获得财政资源，或拍资本的马屁实现资源变现。这就患上了对上、对外“依赖症”。基层干部和小农对潜在危险的沉默，对上对外的依赖，更是危险的！

　　扬弃，超越，才有出路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干部和农民逐步从80年代“改革先锋”地位走向了边缘，基本失去了发言权，体制内的下情上达渠道也基本退化为“按需供给”。80年代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是有大作为的，不仅依靠自力更生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难题，还创造性地发展乡镇企业，在短短10年间，使乡镇企业占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取得这样的成就，基层干部和农民既没依赖上面(财政)，也没有依赖外面(外资)；但进入90年代，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一年比一年“面瓜”，活力尽失，患上了“依赖症”。为什么最有活力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患上了“依赖症”呢？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1990年代的三农政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政策相比，形式上不同，但在制约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自主发展权及其创造性上却有相同之处。

　　尽管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观，2005年全面部署了新农村建设，2007年又推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战略，“三农”问题虽有了很大的缓解，但1990年代以来的很多错误还在继续，文章开头所表述的深层危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使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事倍功半。

　　如果仔细研读最近几个一号文件，你会发现文件越来越长。每年集中几十个人，花半年的时间写“一号文件”，再由“一号文件”指导全国人民搞新农村建设，“一号文件”的好处是引起党、政府和社会对三农的重视，但也有弊端。主要的弊端是不利于出“小岗”，还会加剧“依赖症”。最好的办法是放权，提出个大原则，让下面去决策。现在，谈集体经济、谈合作社、谈大寨精神、谈小岗村三访南街村，就有人惊呼：“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不能回到邪路上去”； 似乎“坚持家庭承包经营永远不变，就是坚持改革路线”，就是坚持真理。可是，坚持真理的结果是，基层干部和群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两眼向上，等待中央的“恩惠”。

　　当年，邓小平要基层的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敢闯、敢冒、敢试”，给出一个“原则”，由下面大胆去试，这是邓小平式的伟大。要相信一个真理：新农村建设的智慧、办法、模式不在大学，不在北京，不在中南海，在民间，在8亿农民和千百万基层干部的实践中。北京或中南海的智慧在于如何调动亿万人民和基层干部的智慧，首要的一条，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基层干部。只有调动起8亿农民和千千万万基层干部“万马消尘自奋蹄”的积极性，新农村建设才有新局面。

　　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发展极不平衡，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严重制约着三农的发展，现在是分省决策、分层决策三农政策的时候了，是鼓励出“小岗”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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