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汉唐盛世与和谐社会

　　□文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对中国当今所处时代进行历史评价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坐标，从而修正自己的航向，重新出发。

　　但是，在这些学术观点和研究报告中，有一丝令人感到不安的情绪流露出来。有的学者在测定中国当今所处历史坐标的时候，往往当今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提并论，比如喧嚣一时的盛世说。

　　封建社会的盛世，是封建社会特有的周期性现象。由于封建社会自身缺乏自我更新和改造的功能，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往往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在每一个朝代存续期间，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一帆风顺，也有波涛汹涌。但总的历史规律是，在开国的初期，统治者往往能体察民意，为本朝的发展积累资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所谓的盛世。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康乾盛世，都是封建社会的昙花一现。这些盛世既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统治结构，也没有带领中国走出封建社会的历史螺旋。

　　从古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汉唐盛世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正因为中国历史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周期性循环的，所以，中国长期徘徊在封建社会形态中不能自拔。当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君主立宪的时候，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正沉浸在“中央之国”中孤芳自赏。如果我们循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故道寻找中国当今建设

　　封建社会与现代化社会之间泾渭分明。封建社会是一种官府主导的社会，是一种剥夺广大民众发展权的社会。古代盛世是在尊重王权的基础之上，努力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让民众休养生息。但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集团必然会通过权力扩张，剥夺民主的财富。在剥夺与被剥夺、镇压与反抗之间，整个社会的秩序被彻底打乱，贫苦大众一次次陷入战争的深渊。所以，只有彻底清除封建社会的历史遗毒，将改革和发展的主导权交还给民众，才能防止出现周期性的社会大暴动，才能真正通过平等协商来代替暴力革命。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没有真正落实宪法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中国财富的增加固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财富的分配必然会成为下一次纷争的导火索。事实证明，当今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已经从所有制形态问题，转化为财富的分配问题，而财富的分配必然要求执政者重新审视宪法中的所有制，重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前所处的时代，是历史大变革时代。历史的乌云在人们的头顶尚未完全消散，而前方路途上的荆棘已经遮蔽了人们的双眼。摸着石头过河让人们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而整个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使得每一场改革、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异常困难。如果我们沉浸在盛世辉煌之中，而没有看到身边的危险，那么，中国的改革成果将可能毁于一旦。

　　和谐社会的核心不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谐社会的价值在于形成人人畅所欲言的“观点市场”，让每一个阶层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这个意义来说，和谐社会与古代盛世没有任何可比之处。和谐社会是公民社会，而古代盛世是臣民社会。如果说臣民社会强调社会大多数人的法律义务，那么公民社会则是一个强调公民社会责任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包括两层含义：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前提下，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宪法所规定的绝对权利；但是每一个公民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引导下，承担社会义务，整个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欣欣向荣局面。

　　如果把和谐社会的建设等同于古代盛世，那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我们可以借鉴盛世之说，但决不能仿照封建社会的执政模式。如果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是真正维护公民的权利，那么这场改革虽然暂时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也绝不能称为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