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强：超生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

　　名人、富人的超生近日以来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日前，媒体报道了湖南计生部门对一超生的矿长开出“三湘第一罚单”的新闻。这位矿长从1987年到2001年间生育了三女两男，被当地下令征收社会抚养费130万元。（《湖南经济报》5月10日）在不少人看来，要杀去超生“新贵”的牛气、霸气和戾气，加大处罚力度是自然的事。甚至有人大代表建议按资产开罚单，资产超百万的罚10％，“要罚得他们心疼！”（《新京报》5月11日）

　　不独湖南，重庆、广东、吉林等地也都在为名人、富人的超生问题求解。这些地方计生部门在遏制名人、富人超生上无一例外地倚重“重罚”。从网络民意来看，“重罚”与“治理”也颇受一些认同。

　　然而在现行法上，对超生者开征的“社会抚养费”并不能称之为“罚款”。所谓“三湘第一罚单”，也许只是媒体的误读，而一些计生干部口中的“重罚”，却也是对法律的曲解，并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公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41条的规定，“不符合本法第18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而18条规定的是，“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即便不听从国家所“鼓励”与“提倡”的生育政策，法律也只是规定“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请注意，这里的法律用语是“缴纳”，而不是“处罚”；“社会抚养费”的法律性质是“行政收费”，而非“行政罚款”。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法律义务就是如此———就像有车一族每年缴纳“

　　在超生问题上，重罚富人和轻罚穷人都没有法律依据。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富人超生没有受到重罚，而在于穷人和富人超生缴纳社会抚养费是否公平。计生政策要改变的，正是一些地方对穷人相对过重的行政征收，变相的罚款，以及粗暴的执法。超生者固然没有响应国家的“提倡”，但并不应受到法律之外的惩治。就像环境保护也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生活中举凡滥用化肥、乱扔垃圾、浪费用电，都是违反这项国策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并没有处罚这些行为的规定。更何况，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连十恶不赦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其不容侵犯的人权，作为一项行政收费的相对人，“社会抚养费”的核定、征收，仍然应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

　　超生者无疑也享有自辩和申诉的权利。而如此庞大的一笔行政收费，其后续管理，尤其是最终用途都应置于包括超生者在内的公众的监督之下。

　　新华社日前有报道称，安徽有关部门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进行治理。其中虽也强调了“严格执行征收社会抚养费制度”，但与媒体上喧嚣一时的“重罚”论不同的是，这则新闻中凸显出了遵循“现有法律框架”，无疑更值得肯定。

　　□张永强（山东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