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何家庆归隐折射大学精神的窒息

　　作者：邬凤英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缺陷还不是行政效率的问题，而是大学不再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精神因此而窒息。这是因为追逐权力和追求真理，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素质，这两种素质是很难被有机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

　　有“魔芋大王”美誉，并曾受到温家宝接见的著名教授何家庆，因为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不久前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此事再次引发人们对大学管理行政化问题的关注。(5月16日《新京报》)

　　何谓大学的行政化？简而言之就是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配置，无论是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职称评定、研究课题、教学方案等等，一律由以校长为中心的行政管理系统控制。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内部的所有竞争，都变成了对权力本身的争夺(何家庆教授就看到，许多年富力强的博士、教授，都削尖了脑袋想钻进管理层)或者向权力献媚的竞赛。

　　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大学行政化最致命的缺陷还不是行政效率的问题，而是大学不再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大学精神因此而窒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追逐权力和追求真理，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素质，这两种素质是很难被有机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比如一个人不可能既逢迎拍马又刚直不阿；既长袖善舞又甘于寂寞等等。在行政化的大学里，既然要实现任何目标，都必须通过行政权力这条渠道，则具备前一种素质的人，自然如鱼得水，而具备后一种素质的人，则不可避免会感到举步维艰。

　　以何家庆教授的遭遇为例，他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充满了社会关怀(他曾十余次自费深入大别山，进行科技扶贫，时间最长的一次，行程3.16万公里，其中徒步8000公里)，但他在争夺权力和向权力献媚方面，却是不及格的。比如这么多年来，他居然从未进过校长办公室。正因为如此，他总是无法得到自己急需的实验设备和经费，他自己付出多年心血的植物学，在学校里也被边缘化，他为此而感到愤懑，而更多的却还是无奈。

　　无论是从大学自身的逻辑、其他国家大学的经验和我国大学的教训来看，大学是不能也不该行政化的。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的结构。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来看，大学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凡是被政府高度管制和主导的大学，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从大学内部的结构上来看，则是要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比如现在许多世界知名大学，都是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的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则早在1917年就在北大引进了此制度，以之作为北大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

　　这里一个最关键的区别不是把教授吸收进入行政管理机构，也不是给行政官员一顶教授的帽子，而是让教授在保持教授身份的情况下，行使现在被行政官员所独揽的学术权力。

　　何家庆教授申请提前退休事件，最后有一条“光明的尾巴”：由于他的声望，学校方面表示不会批准，同时也答应帮他解决问题。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高兴，反而感到悲哀，因为何家庆教授的问题，如果不是通过制度变革来解决，而是行政权力以“特事特办”来解决，那么大学行政化的痼疾，不仅没有因此消除，反而有可能被合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