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高考恢复30年来的大学之殇

　　童大焕，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笔，现居北京

　　在恢复高考30年的今天，我同时看到两则新闻：一是山东省某著名高校的张先生，刚过30岁就当上了教授，“硬件”就一条：他给学校拿到了300万元的科研经费。据悉，这种情形在一些高校具有普遍性(5月16日《新京报》)。另一则新闻是，只有大专文凭的谢泳先生凭借其过硬的学术水平被厦门大学礼聘为教授。

　　近年来进入学院的民间有识之士也有那么几个，比如

　　在这一背景下，大学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必要工具，而且直接加剧社会不公，恶化社会环境。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挤压状态。大学官本位回潮，逆改革潮流而动。多年前，中央就提出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但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行政管理者本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现在却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了主人。行政权力指挥学术，决定资源分配，教师被文凭崇拜和一大堆量化管理标准所束缚，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力量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大学商品化使大学容易堕落为逐利工具，教师特别是一些手握权力、获取大量课题的学术官僚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大学高收费泛滥成灾。某种程度上，大学已经成为赚钱机器，而赢利的对象就是学生，甚至连学生做实验也要收钱。

　　此情此景，对于权贵子弟来说，高校是其未来加官晋爵的镀金工具，但对于贫寒学子来说，高校越来越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大学分配招生名额开始，到巨额学费，再到“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就业形势，贫寒学子和农村学生就一直处于不平的环境中。大学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却反过来敲骨吸髓地蚕食社会公平。

　　许多大学，矗立在校园中的醒目雕塑不是始创的教育家，而往往是政治伟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能够催生无数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但一个伟大人物，未必能够催生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今天，大学中的校长们官阶炫目，但有多少人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丁学良曾说中国的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不知道今日中国合格的大学校长又有几个，其中有多少称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家？

　　教育垄断和行政化窒息了教育家的成长，妨碍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形成低效、无能的“大学国企化”现象。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都已经轰轰烈烈，惟独教育改革领域，一直在开历史倒车。是时候了，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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