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高考改革关键要破除行政主导

　　作者：聂日明

　　当前的高考是中国“考试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以高考为代表的招生与人才选拔体系，自1978年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各方均对作为选拔方式的高考的有效性有所置疑，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复旦大学试行自主招生等多元手段，但高考的统一招生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甚至某些部分有强化的趋势，例如今年4月份教育部提出的建立“高考题库”以取代人工题库等。

　　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在中国自古到今都举足轻重，也影响了东亚的不少国家，高考自文革后恢复以来一直是高等院校入学最重要的途径，而在研究生学历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研究生入学考试大有赶超高考的势头。与此同时，以考试为核心的机制在选拔人才方面总是力不从心，而面试等辅助机制却又总陷入不公平的争议。

　　考核考生的知识、识别优秀的人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来说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标准化考试，如中国的高考、美国的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另一个则是教育专家系统。前者一般是通过标准化的试题以测试学生的知识，优点是有统一的标准，容易实现公平，而缺点也由此而来，因为人才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份标准的考卷选拔出一个优秀人才的同时流失是成百上千的人才，并且在统一招生的体制的约束下，原本为选拔手段的考试却成为教育的内容，而且由于大学扩招，导致本科生学历贬值，“考试教育”的趋势又从九十年代的初等教育逐渐蔓延到高等教育领域，如不少大学招生的口号就是“考入研究生的比率”。

　　但很不幸，中国的教育专家系统不仅受制于当前体制，发挥的作用有限，而且面临着极大的“信任缺失”：首先在行政主导下的面试、特长加分等方面，相应的专家缺乏激励去发掘优秀的学生，因为选拔的学生好与坏对他们自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时候权力寻租和消极怠工就不可避免；其次中国各系统内出现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则给了“教育专家考查考生过程存在腐败”足够的想象空间。

　　在此看来，高考这一形式，实质上是目前体现高等教育招生公平最后的法宝。任何不成熟的改革，都有可能引起不可预计的后果。高考在今天之所以一面备受指责，一面又继续运行，正源于此。但“考试”从来就不是教育的目的，更不能替代教育，由高考这种统一招生体系而派生出来的考试教育必须改变，为一时的形式公平假象所迷惑，而放弃改革，丧失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景。正如全国

人大代表范谊在两会时说的那样，在今天，“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扼杀了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

　　支持高考的人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公平”，在实践中更大打折扣。如在制度上，大学嫌贫爱富、亲近疏远，如清华北大

复旦等院校在学校本地招生人数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由于高等院校多数集中于发达地区，在这一点上，统一招生的高考不仅没有促进公平，事实上却形成了“优权法案”，己经极大地损害了教育公平权，使得教育公平问题恶化，同时派生出若干新的问题，如“高考移民”等等，引发不同利益群体的争执，无法收场。

　　除了制度化了公平扭曲，由行政主导下的统一招生考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会存在数目惊人的教育腐败。两会期间，洪学柱指出，

高考招生长期以来在一个高度封闭的环境内短暂运行，客观上形成权力和信息的垄断，为少数“寻租者”提供了暗箱操作的便利。权力导致腐败，不透明并且绝对的权力则无可置疑地存在腐败。

　　很显然，讨论高考等统一招生制度是采用考试还是面试问题，症结都在于“统一”。正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在命题、考试时间、报考与录取标准、招生人数等方面的束缚，才使得高校丧失了招生的自主权，招生人员客观上是对政府负责，而不是高校。如果招生是高校的独立行为，出于对长期的声誉的维护，学校(如校董会等)有足够的激励去约束招生的行为，以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并防止教师在此过程中出现无能(无法鉴别优秀学生)与腐败，学校之间的优胜劣汰最终会形成最优的招生方案。

　　然而当下高校并没有自己的“学校本位”，学校代理人及管理员由行政机构任命，学校的资源于行政调拨，而行政机构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甚至没有动力去考核大学业绩，学校长期声誉变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关注招进来的学生是好还是坏呢？周其仁教授早就感叹，这个问题难道和20年前国有企业缺乏“企业本位”的现象不一样吗，但有谁把这真正听在耳里？而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单纯地就表面问题争讨，引发的只是口水，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作者单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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