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高考改变了我们 我们改变着高考

    新京报社论

　　十年寒窗，三十年高考。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高考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记载着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首老歌会唤起我们青春年少的回忆，“高考”二字同样刻有时间的印记。

　　善感的人们不忘将自己的感恩送给1977年。正是这一年，河流解冻，大地开始恢复生机，中国恢复了因为“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就在这一年，人们奔走相告，漫卷诗书喜欲狂———在570万名报考者当中，甚至出现了不少两代人同赴考场的场面。

　　当年恢复的高考并非十全十美，然而，相较于此前沉闷的十年而言，这一切足以令人高歌。它在春天播撒希望，唤起流落于荒郊巷尾的知识青年关于生活的信心与热忱；它打破“血统论”，使“成分”让位于“分数”，让低人一等的“黑五类”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它穿透“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让生长在田野里的农家子弟也可以在“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指引下，寻找自己通向新世界的蜿蜒道路，编织起做未来城市主人翁的梦想；它打破了权钱构筑的区隔，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即使是赤贫之子也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恢复一个制度，推动了全社会。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回顾中国改革，相信中国改革的目的即在于重建秩序文明，就不难理解1977年恢复高考不啻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是中国社会重生的宝贵机缘。对于一个被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的国家而言，正是高考这一“制度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规则，重建了人们对知识的信仰，重建了社会价值；它不仅焕发了青年人的斗志，而且在清晨的惺忪睡意中点亮了一个国家未来。

　　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最紧要处就在于建立各种通道。高考的本质意义即在于此。由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起步与恢复阶段，以及其他政策性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高考仍是惟一的发展通道。为此，甚至有农村考生复读八年。其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不可不谓悲壮。

　　所幸，拜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中国高考的“千军万马”渐渐有了宽阔之境可以驰骋。一方面，通过大学扩招，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告别了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社会与经济的繁荣为那些未能走进大学之门的才子佳人提供上升空间。比如说，互联网便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即使是在“天高教授远”的乡村，放牛娃一样可以借此自学成才。

　　不过，经历了三十年间的发展，高考制度本身也面临许多危机与挑战。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程序，人们更关注的是它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这方面，除了教育资源地域性分配不均衡、一些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之外，“超考生待遇”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近年来，有关加分、保送和招生黑幕亦屡见诸报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精神在一些地方被人为扭曲。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所以，高考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既是生活也是人生。当他们向主考者递交自己的答卷时，同样会在心理上为现行高考制度阅卷。显而易见，政府与社会递交的相关答卷是否保持公心、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将会直接影响到考生评判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

　　正因为此，在我们重新检视恢复高考三十年时，回顾它为社会解冻带来的往日荣耀时，我们更应该积极思考的是———通过高考，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要树立怎样一种品性与效力，标榜怎样一种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