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高考制度该改也能改

　　中国观察 之杨东平专栏

　　高考制度恢复30周年之际，对于过来人而言，主题是怀旧和纪念；但对于千百万仍然挣扎在“应试教育”苦海之中的青少年，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变革的主题。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基本制度，高考制度的合理性、重要性众所周知。如同没有人要完全否定或取消高考制度，对于高考制度的局限性、弊病和负面价值，人们也具有很高的共识。例如，以记忆性知识和解题技巧为主的考试内容、高强度的应试训练，不仅损害了一代人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产生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一张考卷考所有人、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区分识别各不相同的人才，达至适才适所、因材施教。高校招生自主权和学生选择高校权利的丧失，不利于高校的自主发展，难以形成高校之间通过提高质量和改善服务来吸取优秀生源的竞争。公众对严酷的“应试教育”、中小学教育的畸形化深恶痛绝，要求变革教育的愿望十分强烈。

　　社会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强大压力，源于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际化、全球化的人才竞争，迫切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循规蹈矩、统一规格等为特征，生产“标准件”式的人才培养模式，而要求培养个性发展、具有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21%，供求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应当更多地体现教育的民主性，扩大学生的自主性、选择性。

　　高考制度上连接高等学校制度，下影响中小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指挥棒作用，在教育制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将高考改革提到重要的议程，提速高考改革，可以说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近30年来，高考制度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如分省招生、考试科目的改革、网上录取等等，但应该说改革的内容较少、层次较浅，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必须看到，任何制度都是人设计出来的，没有什么制度是一成不变或不可改变的。将高考制度的重要性、牵一发动全身的复杂性视为不能改革的理由，将不改革作为最安全的决策，无视千百万青少年的幸福，并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是完全不可取的。

　　一场理性、渐进的、实质性的教育体制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就高考制度改革而言，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即考试制度(考什么、怎么考)和招生制度。简而言之，在考试制度方面，首先是考试内容改革，从目前的知识水平考试转向能力水平测试。各国的入学水平测试，基本都是能力水平考试，如SAT和GRE，我国的国家

公务员考试也是能力水平考试。这一改变对中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二是考试科目多轨化。目前文科、理科两套考卷的分类，仍过于粗疏，可考虑设置文科、工科、理科、艺术等不同类别的考试，以及适用于研究型大学、普通高校和高职教育考生的不同考卷，以利于识别、选拔不同个性、特长的学生。三是改变一考定终身，将高考由一次改为多次。为降低成本，可考虑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例如在休息三天之后)举行第二次考试，如同田径运动员在赛场上有不止一次试跳的机会。至于综合素质评价，由于目前的道德环境，不宜提到操作性的层面，可以进行长期的探索研究。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设想，一是通过增量改革和高校资源的合理配置，逐渐均衡各地的录取率差距，改变“倾斜的高考

分数线”的现实。二是矫正、改变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的现象。三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减少乃至取消某些高考加分的特殊政策，维护录取公平。四是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五是赋予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利，学生可以平行地填报若干所高校，可以同时获得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而由学生选择高校，等等。

　　上述的各种设想，都需要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设计和相应的配套措施，需要实验和试点，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高考制度改革还有许多其它方面，仅就上述的这些内容，就不难看到高考制度具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和现实可行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关键是要启动，要行动，而不能无限期地延误。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