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胜：解决人民币问题需智慧更需耐心

    作者：史文胜

　　有关各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只不过是大国经济关系再调整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合作与协商才是摆脱“囚徒困境”、避免两败俱伤的理性选择。

　　当地时间6月13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全球经济与汇率政策》半年报告。该报告的态度相对缓和，它一方面肯定了中国政府致力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努力，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币的汇改进程太慢，不利于矫正中国国内经济的扭曲与国际收支的失衡。

　　与美国

财政部相对克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参议院四位强硬派议员又提出旨在应对“中国等国家不公平地低估货币”的新法案，并认为美国应该做出“新的反应”。

　　受到这些外围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改近日来的回调走势，再次强劲上升。一时间，

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引起各方的关注。

　　汇率是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至今仍没有任何一种汇率理论能够圆满地解释汇率的决定机制。学者们根据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视角，对于汇率问题，往往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连汇率的决定机制都没有搞清楚，遑论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到底是多少？学术研究的不充分，为各国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博弈预留了巨大的空间。

　　笔者认为，实际经济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价值判断与预期，这些因素决定了一国汇率的可行波动区间；每时每刻的供求力量则决定了可行区间的一个点，即现实的汇率水平。另外，供给与需求又受到预期的影响，在汇率的形成过程中，预期这个心理层面的因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预期的自我实现”。

　　可是，预期是易于变化的。在稳定的市场环境当中，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是稳定的，现实的汇率水平也就基本稳定或小幅变化；一旦稳定的市场环境遭到人为因素的干预与破坏，预期将变得很不稳定，往往导致汇率的“超调”与无序波动。

　　自从新一轮人民币汇改进程启动以来，围绕着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中国政府已经付出了不少努力，这一点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与肯定。可是，有关各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博弈的焦点仍纠缠于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路径与步调。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于汇率决定机制的研究极不充分，关于一国汇率变动路径与步调的研究就更加不充分。理论上，一国的贸易依存度、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健程度、一国对于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与货币主权的追求与捍卫，决定了该国汇率的变动路径与步调。

　　贸易依存度越高，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对于汇率冲击的承受力就越弱；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弱质性”越明显，对于汇率冲击的耐受力也越低。显然，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远高于“广场协定”之前的日本；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皆逊于“广场协定”之前的日本。

　　“广场协定”之后，日元汇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对于中国而言，当然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何况，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对于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与货币主权的追求与捍卫，亦属必要。那么，别国采取国内法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横加干预，迫使人民币汇率拔苗助长式的大幅升值，不但严重危害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发展的今天，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规模极其庞大的

中国经济一旦因为汇率选择不当而出现波动，其波及效应之大，其他国家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

　　从本质上说，人民币汇率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面临深刻的再调整，有关各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只不过是大国经济关系再调整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国经济关系再调整只能采取霸权与对抗的方式。恰恰相反，合作与协商才是摆脱“囚徒困境”、避免两败俱伤的理性选择。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社会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耐心。

　　□史文胜(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