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城市的“沈阳经验”为南京的接管者们提供了参考，但刘伯承和南京军管会成员显然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考验。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如何对待和处理，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

　　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事业而奋斗。

　　作为南京市新政权的第一任市长，刘伯承上任不久，便召开了南京生意人和资本家碰头会，给这些诚惶诚恐的商人们吃了定心丸。他坦诚地讲道：“共产党明确声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目前的革命还只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和90%以上的人民交朋友。我们只反对那些占不到10%的反革命分子。”

　　攻占总统府：一个时代的终结

　　“办公室里都是空的，地毯和沙发都是天蓝色的。”徐敏忠印象中，蒋介石的那把椅子是可以转动的，会议室里只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比较简单”。而孔祥云则记得蒋介石的办公桌和办公椅都非常高，几十年后，他专程跑到南京总统府去参观，“现在那里布置的桌椅完全和当时的不一样”。

　　主笔◎李菁

　　登陆南京

　　船上没人说话，四周也很安静，黑暗中只听得到“哗啦啦”的划水声。江上没有灯，依稀可以看见对岸有零星的灯光，当时28岁的管玉泉知道，那里便是他和他的部队此次战役的共同目标——南京。35军104师312团3营被选为“先遣突击营”，3营营长管玉泉今天在回忆中还清晰记得，“我们的船是第一批出发的”。

　　管玉泉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和他的战友们会在日后成为历史性一刻的亲历者。在他记忆中，这一刻应该是1949年4月22日深夜。

　　表面的安静下，也蕴藏着种种潜在的危险：江上漂满了敌人为阻止进攻而扔下的汽油筒，有的已经爆炸，火光冲天，解放军乘坐的小船必须小心翼翼绕过它们。如今已80岁的孔祥云在回忆中感慨，“只有那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管玉泉回忆，他率领的部队是在4月22日傍晚开始攻打驻浦口的敌人的，对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很快拿下浦口，这让本来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与“负隅顽抗”的敌人进行激烈拼搏的战士们很意外。他们后来发现，敌人在江边布满了很多工事，“本来准备死守的”，“没想到他们那么不堪一击”。60年后回忆，管玉泉的口气还充满了鄙夷和不屑。

　　“我们稍一开火，敌人就跑了，连动静也没有。”同为3营战士的徐敏忠回忆。当时副营长还想追击敌人，让他们继续往前侦察一下，在去追击的路上，徐敏忠看到敌人布了很多“绊雷”，不过先头部队已经用石灰标志出来，“敌人更熟悉地形，跑得无影无踪”。

　　“守浦口的敌人上船跑了，扔下一地东西，枪支弹药、被子衣服等什么都有，我们连长嘱咐大家：敌人丢下来的东西都不能捡，一定要注意隐蔽。”孔祥云是9连卫生员，想起来，他庆幸那位叫郭士秀的连长基于丰富战斗经验而做出的及时提醒，“后面上来的兄弟部队有的去捡那些东西，果然枪关炮从江面的船上打过来，造成一些伤亡”。江面上还有几艘小炮艇，正顺流而逃，一边逃一边向岸上打几炮，“我们也没有还击”。

　　攻下浦口，南京已近在咫尺，可是如何渡江成了难题。江边空空如也，一只船都没有。

　　找船，成了最紧急的任务。在等待上船的时候，徐敏忠还记得，黑暗中听到一些人在讲话。“有人问：过去了没有？有人回答：过去了，过去了！”徐敏忠说，部队找到了一名老船工，冒着危险把一个侦察连送到对岸找船，这一过程日后也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得到再现。当时这一问一答就是在问侦察连的情况。

　　直到深夜，部队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借到些小木船、木盆、稻桶等，准备渡江。船来了之后，徐敏忠还记得：“有个领导问：哪个营在前面？”有人回答：“3营，3营！”“那就3营先上！”

　　3营是分了两次过的江，过江之顺利也出乎想象。“整个过江，一枪未发。”管玉泉一再强调这一点。到了下关码头，“我站在船头上，到了岸上先跳下来，队伍也跟着哗啦哗啦地跳下船，等着下个命令”。

　　他们已经踏上了南京——旧政权的首都这时天还没亮。

　　黎明前的总统府

　　徐敏忠是坐着第一船下来的，他记得，在下关码头上岸后，挹江门附近有块空地，先到的战士就在空地上等第二船。“这时从挹江门里开了辆汽车，师副参谋长张绍安和312团团长王魁泉下来，他们对管营长说：你们的任务是占领总统府和国民党的主要单位。”身为通讯员的徐敏忠还清楚记得，师领导还特地叮嘱管玉泉：敌人已经逃跑，注意不要和工人护卫队发生误会。

　　管玉泉立即下达任务：兵分四路，枪炮连随营部占领水利部；7连占领空军司令部；8连占领同一大院里的社会部和青年部；“我自己带着9连，直奔总统府”。

　　所有战士都不知道总统府在哪儿，管玉泉于是在下关找了一位姓孙的市民带路，跑步朝总统府方向而去。“我们是夜间行军，部队很多，一掉队就找不到了，所以得紧跟着。我记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直张着嘴呼吸。”当时任3营9连卫生员的孔祥云回忆。

　　此时南京城内的守军早已逃得不知踪影，有些零星的残兵、特务。管玉泉记得，就在行进过程中，从营里派来的参谋王友才被冷枪击中牺牲了。

　　黑暗中，他们被带到一幢紧闭的大门前，管玉泉知道这座大得让他意外的房子就应该是总统府了。“战士们一面拍门，一面喊：‘缴枪不杀！’这时候，门里有人响应：‘我们给你们开门。’”门并没锁，很快有几个人走出来，管玉泉注意到他们没带枪，“有穿军装的，也有穿便装的”，像是留守在这里看门的。但管玉泉还是下令把他们“俘虏”了。

　　进了总统府，“我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让大家把房子搜一遍”，管玉泉回忆。9连连长郭士秀遂逐排下命令。

　　总统府很大，一进门，战士门先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画像上是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营部通讯员王宝仁掏出捷克式步枪连打几枪，画像被打了几个窟窿。“我们很恨他！”在杭州的家里向本刊记者回忆这一幕时，80岁的王宝仁似乎还停留在当年的愤怒里。跟在他后面的通信员刘学山也补射了几枪。

　　在“俘虏”带领下，管玉泉带几个战士登上了总统府的顶楼，旗杆上仍在飘扬的青天白日旗再一次把他们激怒了。“我们恨那旗子恨得要死，我一把上去把旗子扯下来，然后把我们冲锋用的战斗红旗升了上去。”

　　管玉泉记得，此时已是4月23日上午8点，当红旗在空中飘扬时，他情不自禁地举起胸前的望远镜，向四周远眺。“没想到我这个穷苦出身的人，今天能带领部队首占国民党总统府，虽然未能活捉蒋介石，却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大事。”对总统府，管玉泉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有个球场，我们上去比划了两下”。很多年后，管玉泉知道那个运动叫“网球”。

　　“进了总统府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国民党的文件怎么像雪片一样，飞得到处都是！”作为管玉泉的通讯员，王宝仁一直紧跟在营长身后，战士们都很兴奋，四处搜索。二层楼里一片狼藉，地上全是报纸或文件。很显然，国民党部队撤离时并没有对总统府进行破坏，所以这些人的印象中，无论蒋介石还是李宗仁的办公室，都保存得比较完整。

　　徐敏忠此时跟随团部住在水利部，抽空到总统府来参观。“办公室里都是空的，地毯和沙发都是天蓝色的。”徐敏忠记得，他们这些年轻的战士都兴奋得不得了，个个要到蒋总统的办公桌前坐一下，他印象中，蒋介石的那把椅子是可以转动的。会议室里，只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比较简单”。而孔祥云则记得蒋介石的办公桌和办公椅都非常高，几十年后，他又专程跑到南京总统府去参观，“现在那里布置的桌椅完全和当时的不一样”。王宝仁印象中，总统府里镜子很多，一个战士猛地看到有人影，举枪便射，听到破碎的声音，才知道那是面镜子，而那个人影其实是他自己。

　　总统府几日

　　蒋介石办公室所在的“子超楼”门口有站岗的，并不允许人员随便出入。对驻在里面的战士来说，徐敏忠对纪律之严格也印象颇深：“当时解放军纪律严明，战士们白天清点完物品后，晚上都是席地而卧，睡前都要检查各自的口袋，确保一根针线也不入各自的口袋。”

　　孔祥云回忆，国民党时期，总统府里原有一个旅的驻军，营房在总统府的一侧，现在只住进了解放军的一个连，所以显得空空荡荡。院子中间有一个走廊，中间有一个休息室，“有一天晚上，我想到那里找一个体温表，文书带我过去。我们正好看到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一问他原来是里面的保健医生之类的，想过来看一看，他把我们教训了一顿说：这么脏，怎么向军管会汇报？”有趣的是，“找体温表”的故事，是孔祥云埋藏了60年的秘密，因为“这属于违反纪律”。孔祥云在采访中，一再向记者背诵他们的“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以及“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动东西”等口号，以至于提起这段往事，他还是有些愧疚的样子。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进了总统府后还出了不少笑话。”88岁的管玉泉提及这些往事，还有些不好意思。大家不知道冲水马桶为何物，有人干脆当成了脸盆洗脸，大小便在地下室解决。有的人把蓝色地毯剪成一条条的，当成绑腿或背包带，还有人在电灯泡上面点烟。王宝仁也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忆，有的战士找不到合适的容器打饭，看到地面上摆放的干干净净的一个东西，拿来使用，后来才知道那是痰盂——这些笑话，管玉泉的老伴许帆萍听了几十年，所以当10年前有人出现在媒体面前称自己是进入总统府的第一人时，管玉泉与老伴都惊讶了，接着是愤怒。

　　管玉泉记得，4月24日下午，一辆嘎斯车突然停在总统府门口，两个熟悉的身影从车上下来，管玉泉一下子认出是邓小平和陈毅两位首长。两位领导人显得兴致勃勃，见到管玉泉和战士们，亲切地问：“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有功啊！希望继续努力！”

　　陪同两位首长去总统府参观的一路上，管玉泉还有点紧张，“怕有坏人埋炸弹，毕竟是两位大官哩！”所以他和战士小心翼翼地在前面侦察，当然并没有什么危险情况发生。

　　陈毅和邓小平来到总统府楼上，还看了蒋介石的办公室、会议室等，又到其他地方看了一遍。不过，这里的情况显然令两位领导人有些意见。“小平说：你们弄得那么脏，不要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要遵守‘入城守则’！”离开时又转头看看管玉泉：“你是营长？不错！好样的！”陈毅又补了一句：“守纪律，好好维持！”

　　两位首长离开后，管玉泉立即带领士兵打扫卫生、清理杂物，然后安排9连守护总统府，管玉泉则带着徐敏忠等一起返回了3营营部所在地——水利部。管玉泉后来听说刘伯承也去参观了总统府，不过他并不在场。

　　那时的南京已经比较稳定，徐敏忠记得，在街上还可以看到满街游荡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我们也不管他们”。停留在南京的几天里，徐敏忠记得清清楚楚在南京做了两件事：“一是军管会很快招待连以上干部洗了一次澡，第二件事是全体指战员看了场电影、参观了中山陵。”徐敏忠并没有看到那场电影，因为通讯班每天晚上必须有两个战士值班，本来要值班的战友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徐敏忠好心地跟他换了班。战友回来很兴奋地告诉徐敏忠：那天晚上放的是一部外国电影，虽然他也没看懂讲的是什么故事，但是“大雨下得哗啦哗啦，像真的一样”。战友还惊叹：“里面有个外国女人穿着高跟鞋，走在路上嘎巴嘎巴地响，也跟真的一模一样！”孔祥云的回忆里也有电影一事，他记得是南京的民主人士给部队优惠条件，“部队上级知道后，不让看了”。

　　4月30日，35军奉命离开南京，去解放浙江其他地方。向杭州方向进发到一半，听到那里的国民党部队早已逃之夭夭的消息，部队遂留在了浙江参与剿匪。这些老兵们大部分留在了浙江，而很多人至今还保留着浓浓的山东腔。

　　淮海战役

　　时隔60年再回忆当年为何被挑选去执行占领总统府这一特殊任务，当年的3营营长管玉泉不无骄傲地说：“312团在104师比较有名，是3纵的老部队，因为作战勇敢，淮海战役中还立过三等功呢！”

　　1939年，不满18岁的管玉泉在山东加入八路军，开始了戎马生涯，经历的各种故事成了他平时与孩子们交流的主要内容。孩子们都知道，父亲所在的部队还跟张灵甫交过手，老人对张灵甫的评价是，“他带的部队强，把三纵搞得够呛”。管老还记得，淮海战役前，部队休整了一星期，当地老百姓送来面粉和猪肉，算是奖励部队的慰劳品，他和战士们高高兴兴地包饺子吃，“国民党一个炮弹打过来正好打在锅里”。

　　淮海战役中，和黄百韬部队一交手就打得很辛苦。“他们的炮很厉害，榴弹炮、迫击炮，哐哐地发射过来。”王宝仁说，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一带，河南出高粱和豌豆，“把高粱粉和豌豆粉磨成饼，咬了几口就成冰砣子了”。行军过河时，绑腿和裤子全都冻到一起了，有经验的人告诉大家：这时候千万不能用火烤，只能用被子和茅草等慢慢把腿暖和过来。“我的脚趾盖都冻掉了。”王宝仁说。不过这些老战士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以前和日本人打仗时经常在雪地里睡觉，连个被子都没有”。管玉泉说。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打得苦，国民党打得更苦。管玉泉记得，陷于包围之中的国民党军队供给上不来，“我们经常解下绑腿，系上馒头扔到对面的阵地上，我们藏在战壕里，见有人出来我们就打。有的饿极了，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出来捡吃的”。为了解决被围之苦，国民党飞机空投了很多罐头、食品，“掉下来抢东西我们打他”，有时又掉到解放军这边阵地上。

　　王宝仁回忆，两个阵地最近不过几百米，互相听得见对方的说话声。“他们被包围，供养上不来，我听到他们把马都杀了。”“有时为了瓦解他们，我们条件好一些的时候，就把馒头丢过去给他们吃，有时他们会亮出白旗，然后一个班一个排地偷跑过来。”围了一个多月，国民党部队士气大落，“我们伤亡很大，对方伤亡更大”。

　　打完淮海战役，部队在徐州一带休整，“我们那个团剩下的人不多了，又补充一些兵力”。管玉泉说。此时，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原来的“纵队”变成“军”，管玉泉所在的鲁中南第3纵队由此也整编为35军。王宝仁说，此后，他们的军服左口袋上都统一标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前各个部队并不那么正规，服装也不整齐，“像管玉泉还穿着老八路的衣服”。

　　有趣的是，新任35军军长吴化文原是国民党96军军长，在解放军打济南时，吴化文率部起义，控制住了机场，使得国民党飞机全部不能起飞，减少了解放济南的代价。在部队整编中，吴化文被任命为军长。这也给外界造成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南京的错觉，管玉泉解释，其实吴化文的部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的两个团掺进他们的一个团组成104师”。“我们有点瞧不起他们，在战斗中他们也担任次要任务。”管玉泉坦率地说。

　　徐敏忠对被称为“吴化文部队”耿耿于怀。“很多人不大接受，我们怎么就成了吴化文部队？”徐敏忠回忆，“很多战士还曾经是吴化文的受害者，领导们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大家接受这个整编。”

　　1949年的春节是在徐州附近过的，徐敏忠回忆，除了“诉苦教育”，部队上上下下也在为渡江做准备。那时候大家虽不知道渡江的准确日期，但个个士气高涨。

　　“三野大部分是北方人，山东人居多，打仗勇敢，但都是旱鸭子。”王宝仁微笑着回忆。部队驻扎的地方有条汊河，周围都是小池塘，就在水塘里练习划水。“各连都在找各种工具练习划水，适应水性。我们也找来当地人挖菱角用的木盆练，但我们不会用，经常是划着划着就翻进去了。那时候天气冷，赶上刮风下雨或是不小心掉到河里，都要受一番罪。”孔祥云回忆。不过，“练和不练毕竟还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