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尾联注释

　　“叮咛及时读新报”，这是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嘱咐，离别的宽慰不如未来获得胜利更喜悦。他劝母亲多读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这是他为人民作出的贡献，引以为豪，也是对母亲思念的回报。

　　不管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父亲都十分重视文化。他为三纵队政治部编写的人民军队“新三字经”做过修改。鼓励战士在行军、休整的空闲时间识字学文化，平常亲自抓纵队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报》。对这次察南进军，他做了充分的政治宣传、战役动员工作。为使纵队上下对解放战争的全局有更多的了解，提高部队必胜的信心，他还同政治部主任陆平编写了《十大胜利信心》歌谣：

　　 一、蒋贼卖国打内战，全国民心已大变。

　　二、兵力不足又分散，年半被歼二百万。

　　三、军官腐败又无能，士气低落不愿干。

　　四、美国帮忙不顶事，经济危机没法办。

　　五、蒋区人民活不了，到处反抗闹翻天。

　　六、帝国主义纸老虎，民主力量大如山。

　　七、平分土地农民乐，军民团结不困难。

　　八、自由人民一亿六，全国解放将一半。

　　九、人民军队炼成钢，雄师已过二百万。

　　十、毛朱指挥无敌手，眼看蒋贼快完蛋。

　　要让部队有信心，还要使部队明白信心由何而来，他和陆平主任又编写了《十分把握》歌，专对我军的长处、优势作了分析，又和敌军做了比较，歌谣前两句是：“困难虽然有，把握有十分。”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时期我们政府部门常说的一句话：“虽然问题年年有，办法总比困难多。”两段话都好，似乎战争年代口号更主动、积极些。

　　因为察南绥东战役是长途远征，我军又曾受过敌军长途奔袭攻占张家口之苦，父亲洞察敌军机动作战的谋略，他就请《前线报》社长丁国材根据《三国演义》对邓艾偷渡阴平的历史编写了《邓艾灭蜀的故事》，又编写了《行军快板》。父亲从延安时期已养成了研读毛泽东文章的习惯，在晋冀察期间，他还主编了《毛泽东文章谈话选集》供纵队领导学习。

　　“频频捷语亦消魂”何解？察南绥东战役调动了敌军主力3个军，1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歼敌两万多，解放县城15座，恢复了广大的察绥根据地，敌人惊呼这是“决定华北命运的一战”。母亲天天在报上读到这些战况战果，应该也会感到很大的安慰和自豪吧！

　　应该说，这次战役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取得更大战果，和其他战区的野战军战绩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晋察冀部队此后又转战热河西部、河北东部、北平周围、察哈尔东部和内蒙古东部，在广阔战场上行军7000公里，将敌军牢牢拖在华北地区，为辽沈战役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胜利后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们对解放战争的总结一直没有中断。本文说的华北敌军，主要是指傅作义部队。傅部作为一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竟成为我军劲敌；傅作义又能够替代李宗仁、孙连仲成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绝非偶然。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这些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今天已经提到我们的研究日程上来了。

　　郑维山同志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他对华北敌军首要人物的分析，亦可看出我军将领的政治水准。他说：“登上1927年以后中国政治舞台的反动人物还有另一个特点，即压根就反动是没有的，老一辈的参加过辛亥革命，余者也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对日抗战。”(《从华北到西北：郑维山回忆录》，p117)“在国民党军中，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反共先锋者，是不乏其人的。前述李宗仁、孙连仲均属此例。傅作义则更有典型性。”(同上，p121)傅作义作为杰出的爱国者，毛泽东也曾誉之为“北方领袖”。以后傅将军在平津战役中选择了和平起义的道路，投向人民，保卫了古都北京，这份光荣已留在历史的册页上，确不应被人忘记。我们后人真诚期望台海两岸终止战争状态，国共再度合作，共谋中华振兴大业。

　　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应及早南下的批评也应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批判林彪也不应为批判而批判，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战场越战越强，最后歼敌47万，使敌我军力的对比发生全局性的逆转，厥功甚伟！令全军称赞，但当时亦有微辞。如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由王宗槐领队的三百人“赴东北学习团”赴长春前线取经，一致认为东北我军素质高，装备好，政治工作活跃，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涨。惟所到各处，既接不到打长春的命令，也听不到南下锦州的指示。“联系华北我军为配合东北作战，长足机动，战事频繁，颇多感慨。”(同上，p168)现在应该明白，其中干系最大者就是林彪。

　　道出其中问题所在的还是毛泽东。据聂帅回忆，毛泽东曾严肃批评林彪：“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考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面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好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版，p688)至此林彪才于9月南下北宁线，但因葫芦岛敌人增兵，他又动摇想北打长春，被毛泽东制止。战争也好，建设也好，都有一个认识大局、配合大局、服从大局的问题，要说创造性、主动性，也应体现在不损害大局的前提下，使局部推动大局，如能起到异军突起、带动大局的作用，那当然更好了。

　　从父亲和母亲的诗词应答可知，父亲在战场上充满积极求战、勇于应战、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信念。他忠于“实践论”，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实践中，建立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科学态度和认识。但也有不足和缺点，那就是急躁。三纵在“三查三整”运动中，三个旅的旅长、政委都认为纵队首长工作积极，积极求战，部队越来越巩固，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较为集中的是“急躁”，九旅旅长陈坊仁说得更明确：“胡政委有些急躁，往往不估计时间，催得很紧，有时还说些讽刺的话。”耀邦同志也深知这点，会议开始，他就讲了他的缺点，其中一条是：“思想领导并不严，有时则着急，采取不正确的刺激方法。”工作着急，进而急躁，这个缺点，父亲确实存在。敢于胜利就要敢于决战，敢于决战，就要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机动权，否则就是蛮干、冒险。这也是我对凤凰卫视采访的回应吧。当然这里说的敢于决战，并不是每战都是决定性的战役，而是需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林彪迟迟不敢南下北宁线，正是他没有及时发现敌军已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主力已被分割成点线状态，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军心士气大跌大落。父亲在东北战场的邻区作战，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才用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观点讨论辽沈战役。

　　耀邦同志对辽沈战役前东北战局的看法有文字记录。“文化大革命”的1974年9月5日，他在团中央支部大会上有次发言，非常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

　　他首先认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打得好，打得很好！”“并不会由于林彪在其中犯了错误而丝毫减色。”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父亲认为是“畏缩不前和右倾动摇思想”，“是敢不敢决战”的问题！从他在华北战场上的亲身感受来说，父亲非常容易接受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

　　为何一个军事奇才，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军队将领不敢决战呢？父亲认为，“在大好形势下，既可能出现左的骄傲自满和麻痹轻敌的思想，也可能出现右的畏难动摇的思想。这是因为：大好形势一来，我们党就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新任务，就要实行‘不断革命’。拿我们过去的一句习惯语说，就是要我们的同志更加过得硬。”“就是在这种要求更加过硬的形势，我们有些人担忧起来，害怕起来，动摇起来。”

　　林彪畏缩不前，不敢决战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毛泽东根据1947年下半年战场形势的变化，首先提出要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九月)，接着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国(十月)”。父亲认为：“这当然是个过硬的任务。正是在这个硬任务面前，林彪动摇了，害怕了，这就是林彪犯错误，搞右倾的历史背景。”

　　最后，父亲对辽沈战役前的情况作了一点总结，我认为很好：“我们队伍中出现机会主义，往往是这样两种关键时候，一种是敌情严重要坚持的时刻，一种是大好形势需要过硬的时刻。前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后一种时刻，主要表现是消极保守，临阵退缩。”我认为父亲在“文革”期间，对林彪在辽沈战役前的消极保守所作的分析还是独树一帜的。

　　话又说回来，父亲这种认识和批判毕竟是在“文革”中的认识批判。辽沈战役前，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不但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应淡化一点是党内矛盾，还可再淡化一点，是中央军委高层的矛盾，如果不是林彪出逃，我看也不会拿辽沈战役前的一个问题公开批判，哪有常胜将军？以常识而言，我军也绝不会因为一仗未打好，二十多年后又行批判。但又一想，如果党内生活完全民主化、正常化，对林彪关于辽沈战役前形势的认识及出现的各种消极倾向进行深入总结，也未必是件画蛇添足多余之事，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对建党、建军、建政都是大事、好事、善事，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应持如此态度。

　　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