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石决明 发自海南

　　阳光3月，海南东方市感城镇一鸣惊人，两场关联的群体性事件，一场维稳现场会议，为那里的瓦蓝天空刷上一笔黑色调，也为这个不同寻常的“维稳年”添上新注脚。

　　是什么让村民袭击基层政权机关？是什么让海南两个村落重现丛林时代的械斗行为？

　　3月23日，感城镇感城村和宝上村的两名初中生斗殴，被伤者感城村初中生的家长召集20多名亲友上访镇政府，无果，于是众村民打砸抢烧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损失上百万元。25日，宝上村拦路砍伤感城村一人，矛盾激化，两村数千人大械斗，1死6伤。当天，武警紧急介入，事态逐渐平息。

　　3月31日，已在感城镇现场指挥多日的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主持召开维稳现场工作会议，参会者有省委维稳办、省公安厅和东方市四套班子领导及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肖作六点指示，其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之说最中民心——“感城事件”的爆发恰是人民群众寻求安全感的一种“非常之举”。

　　农村治乱，其本在吏

　　在海南人眼里，东方、临高、澄迈、儋州等西部市县素来民风彪悍。所以“3·23”事件发生后，本地居民并不感到惊异。但通过“3·23”事件这个不夹杂民族、宗教问题，只关乎农村社会矛盾的样本来观照，海南省西部市县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并非缘于民风问题。

　　对比近年在海南发生的一系列围攻基层政权机关的群体性事件，“感城事件”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一面，区别于以往的“泄愤”或“报复”性质，反倒体现了“暴力是受害者最后的自卫武器”这个新特点。必须注意到，感城村村民先上访无果后冲击机关这个先后关系，体现的是感城村人“把事情闹大，惊动大领导”的维权思维。

　　暴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初以来，发生在感城村学生身上的伤害案件已有4起，边防派出所办案效率十分低下。表面看，是村民并不清楚边防派出所与镇政府之间没有管辖关系，所以镇政府也成了矛头所指。实际上，村民对镇村两级干部和边防派出所部分民警与当地“烂仔”互相勾结收保护费、开赌场的行为，以及社会治安混乱，而村民办案每受理一个要收取1000元手续费的现象早已十分不满。

　　谈及“感城事件”的直接起因时，海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施文介提到，“群众普遍对当地治安秩序不满，尤其是今年以来有几起发生在学生身上的伤害治安案件未得到及时妥善处理。”

　　在这种近似无政府状态下，“受害者”感城村自行报复宝上村，宝上村的学生只要上学就遭到殴打，3月中旬事情突然严重起来，械斗事件其实已经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据悉，镇委书记秦国华向东方市教育局汇报了学生斗殴情况，却“没有收到答复”，23日，当学生斗殴事件再起，两个村庄大规模械斗的导火索也就点燃了。

　　当地媒体于25日早上发消息称，“事态已基本平息，感城镇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涉案村庄的群众情绪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可就在当天中午，积怨已久的宝上村和感城村各自集合村民上千人，发生大规模械斗。

　　在感城镇，镇村两级干部因涉嫌侵吞征地补偿款2000多万元，村民10多年上访无果，导致村民不再相信镇村两级干部，镇村两级干部已丧失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调处能力。显然，对事态的恶化与反复，他们更缺乏预判。3月31日，东方市在感城镇召开常委会，宣布免去感城镇委书记秦国华、镇长吴开强的职务。

　　东方市委书记王河山直言，感城镇委书记和镇长在“感城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而在24日，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已对感城镇边防派出所所长杨斌和副教导员方小鸿作免职处理，两人正在接受相关调查。

　　正如《后汉书》所言，“治乱之要，其本在吏”。有人深刻地指出，海南的问题之源在吏治，海南不少乡镇干部“整体不作为”之现状令人唏嘘。要落实肖若海在感城维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当地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任重道远。

　　安民护土之责

　　赌场、械斗、冲击政府机关，三者通通出现在“感城镇”这个偏僻落后的海南岛西南部小镇上，这么大的能量从何而来？人们追求安全感怎么会变异成一股巨大的破坏力？

　　可以从另外一个案例来理解农村群体暴力能量累积的历程。

　　2008年，《海南经济报》刊登了一篇《海口永兴镇土地升值，村霸圈地摧毁村民果园》的报道：1月8日，扬南村50多名青年手持棍棒、砍刀，开着推土机上山，推毁临村博学村的果树，博学村的青壮年男子上山后，与扬南村村民发生争吵，扬南村村民打伤了博学村的两名妇女和一名男子。第二天，扬南村30多名青年再次开着推土机进山，又推毁了博学村100多亩果园。

　　博学村地理位置独特，村后那片几千亩的山地是4镇交界处，海口市的永兴镇、石山镇、东山镇以及澄迈县的白莲镇，博学村因此坐拥大片山地，但村小人少，近年来开始被一些大村庄“欺负”。此番博学村找媒体曝光维权，但见报后，政府并无作为，在“政府好像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信号壮胆下，3月20日扬南村“村霸”发动100多名村民进山对博学村林地和果园大肆破坏，以强欺弱，意在霸占土地。4名林业公安和1名派出所公安赶到现场，但5名执法人员制止不了破坏行为。

　　第二天，扬南村村民继续挥刀上山。博学村村民于是集体到永兴镇政府上访，副镇长王传伟赶赴现场，但他的权威根本无法压众，无法阻止毁林行为。无奈之中，当天下午博学村村民集体到秀英区政府上访，信访局的一位领导接待了他们，却没有给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承诺。上访整整一天，村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心灰意冷地回到村中。当晚，一些村民开始谋划“自卫反击战”，准备筹资购买械斗工具，包括“土枪”、“土炮”，一场群体性械斗眼看就要爆发。

　　主事者致电该村在外的工作人员，甚至说出“杀死他们，我再自杀”的悲壮之语。幸运的是，在村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外出工作青年严厉制止了这场预谋，并于第二天将一封报告信送达分管国土的海南省副省长姜斯宪的办公桌上。不久，姜斯宪批示，秀英区和永兴镇领导重视起来，一面严厉制止非法毁林行为，一面派工作队进村，为博学村的山地做卫星定位测量图，准备补发土地证，一场风波戛然而止。

　　几年前，海南省公安厅处理澄迈县一起农村群体性械斗，分析其成因时谈到，一是农村各级组织和村干部的立场不稳，被周边环境所左右，缺乏化解矛盾的手段，组织工作软弱无力；二是部分群众法纪观念淡薄，遇事盲目冲动；三是公安机关基础工作不扎实，情报信息掌握不准，对事件缺乏预见性，防范措施大打折扣；四是案件发生后，侦破追逃工作不及时，使案件久拖不结、嫌疑人得不到惩处……

　　这些成因在博学村的事件上能够得到印证，套在“感城事件”上也八九不离十。博学村的遭遇和“感城事件”的启示是，“受害者”的安全感如何在各级政府的“软弱无力”下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农村“村霸”之类的邪恶势力如何得寸进尺，最后将受害者逼到“墙角”，激起部分村民的暴力倾向。遗憾的是，“感城村”累积起来的暴力能量没有被引导消化，他们也缺乏下情上达的通道，暴力便成了受害者最后的自卫武器。

　　丛林时代之再现，乃因政府公共安全服务之缺失。正如当地村民所言：“如果我们的问题有人解决，我们的话有人听，只有疯子才愿意动刀动枪。谁不愿意好好过日子？”

　　为“平安农村”埋单

　　在海南，“感城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譬如儋州垦区“3·09事件”、陵水“5·14事件”、澄迈“5·5事件”和“7·27事件”等重特大群体性事件。诸如社会治安、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农村换届选举等，都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海南农村之现状，海南省委副书记于迅曾有一段精辟概括：海南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5%，农村法治化管理水平还比较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善于依法调解本村的矛盾纠纷，有的还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酿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不少农民不善于用合法手段、合法程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生矛盾往往采取争吵、打闹甚至动刀动枪的违法行为。”

　　而在海南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始终有一个幽灵般的群体——外出干部。他们是一批从农村走出去的有出息、有威望，在外地为官的“本村人”，他们能量非凡。在村与村的争斗中，宗族情节使他们各自代表一方，各显神通上下打点，往往放弃了公平调处问题的途径，导致矛盾越积越深。这也是许多农村的社会矛盾，基层干部根本无力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感城事件”把海南农村维稳压力一下子推到眼前，“感城事件”的维稳层级已达一省之最高级别，这便提醒海南各级执政者，“平安农村”建设必须摆上日程。

　　这次稳控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温情画面。比如东方市领导带领驻村工作的干部以及公安、边防武警官兵帮助宝上村打扫卫生，村民们端茶送水，场面温馨，“前几天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再比如，干部们带草帽下田帮助村民灌溉庄稼，名为“灌溉抗旱，恢复生产”，其实缓解干群紧张关系的作用更大。

　　然而回归常态后，“平安农村”靠的应是制度。据报道，东方市领导已有建立两村联防队的构想，计划采取政府补贴、村两委管理、派出所指导的方式，以维护村里的社会治安。这是对过去基层政权“不作为”的一种补救。

　　据王河山介绍，东方市已经制定了农村三员试点方案——治安巡逻员、接访调解员和信息排查员，“他们负责本辖区的治安防范工作，确保信息上下畅通，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遗憾的是，还在“试点”，“感城事件”就发生了。

　　目前海南乡镇政府的三大职能之一是“管理社会治安”——这种唯我独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权压人式的维稳旧思维恐怕要变一变了。肖若海在感城维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文明办案”。

　　与当年海口市长流镇12个自然村为争那甲河水而发生大规模械斗而多次发生血案相比，“感城事件”可谓小巫见大巫。但“感城事件”的新指向是，农民“以暴力问责政府”，向“乱作为、不作为”的基层政府机关投不信任票。

　　对农民而言，纸面上的国家权力是很遥远的事。触手可感的国家权力就是基层干部、民警。如果“基层政权烂透了”，特权管理者的利益个人化且监督无效，基层干部与开发商、“烂仔”的勾结成为常态，对正常的管理活动也要收取高额费用，以此作为提供服务的前提，那么，实际上是将公共服务商品化，将公共权力货币化，最终“潜规则”成了真正的规则，它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威胁，将是致命的。

　　虽然“感城事件”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土地补偿款等经济利益诉求——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诉求渠道一再被压缩、漠视，但直接原因是安全利益诉求，确是“新事物”，以往海南农村械斗都指向直接利益争夺者，现在农民把矛头指向不能保护他们安全利益的基层政权机关——而政府又是公共安全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这样的信号具有相当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