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破  发自武汉

　　虽然今年1月中旬，刘慕宁已被武汉市政府记了二等功；虽然3月初，黄陂区亦召开大会，宣布授予刘慕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向其学习的活动，但对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刘慕宁仍很谨慎。

　　“现在武汉市还没统一对我宣传，我不便主动讲太多自己的事……”刘慕宁说。

　　“瓮安事件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刘慕宁说他的职务是“五位一体”：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区政府信访复查复核办主任。从这个“五位一体”的职务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信访部门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陂区位于武汉市北部，是武汉市国土面积和人口第一大区。全区有19个街乡镇场，80多个区级机关单位，刘慕宁接手信访局那年，区财收只有3亿元，2008年则增长到17亿。

　　“社会不稳定时，区领导就是想做点事，他心里也烦。”刘慕宁说。2005年以前的黄陂，是湖北省的上访问题老大难地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如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知青及援疆返陂人员上访问题、涉教问题、民师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成群结队的上访人员经常把区委、区政府围得水泄不通。

　　刘慕宁是2005年1月5日调任区信访局长的。上任后，刘慕宁搞了个“三联单”。刘慕宁说：“现在国家有统一的规范了，当时有的是登个记，有的打个电话，形式千奇百怪。我们搞三联单是湖北省第一家。”刘还在信访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联合接访中心，区政府10多个部门联合在这里接访。刘慕宁在区政府门口树了个牌子：有事请找信访局。还派了个引导员，把上访人员都引到这里。

　　100多万人口的大区，从2006年6月至今，连续三年多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这是刘慕宁任黄陂信访局长以来的主要成绩之一。

　　“我16岁参加工作，长期在基层，转过很多单位。”1952年出生的刘慕宁说：“‘文革’时上初中，我是三好学生；到了部队是五好战士；转业回来当老师，我是优秀教师；后来当校长，是武汉市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又当基层干部，在乡镇工作几十年，干过宣传委员、副乡长、副镇长等，天天跟农民群众打交道。1992年，我在黄陂最大的镇——城关镇当副镇长，分管最难搞的计划生育工作，把城关镇搞成了全省的计划生育先进镇。”

　　2000年3月，刘慕宁成为黄陂县第一批正处级干部。他是黄陂开发区的第一任主任，后来又转任区政府副主任。

　　刘慕宁说：“从2000年后，全区所有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像两湾群众斗殴、大型围堵上级党政机关、现场大型拆迁以及渔业纠纷、边界纠纷等，都是我代表区政府去处理——我兼任指挥长，指挥公安、司法等部门一起上。贵州的瓮安事件那么轰动，对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我处理过的群体性事件比这大得多。因为我知道这些闹事的群众在想什么，能够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用区领导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虽然刘慕宁很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要谈起自己那些得意的经历。

　　在一次刘慕宁指挥的大型“强拆”行动中，队伍拆迁完毕，往回走时，一台挖掘机突然断了链条，趴在路上不动了。老百姓哗地跑了上来，“像打日本鬼子一样”，刘慕宁笑道。群众要往这一台价值100多万的机器上使气，纷纷叫嚷：“砸了它！”

　　刘慕宁马上下令公安和武警围住这台机器，想办法把车弄出来。他站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向群众喊话，身上挨了几砖头。僵持两个多小时后，吊车过来，把挖掘机吊走了。执法人员立即撤退，只有几位受了轻伤。

　　在处理这些大型群体性事件中，哪一次是最令刘慕宁感到恐怖的经历？

　　刘慕宁说：我一般不怕事，因为从小出来，在外闯荡了几十年，但有一次，我是真怕了。

　　那是2004年秋。有一天，刘慕宁带着城管、公安人员去风景区“强拆”。这里有农民不经批准，在水库旁建农家小院，吃喝拉撒的东西都倒进了水库里。区城管局贴出布告，限令业主半个月时间自拆，但业主没拆。限期一到，刘慕宁就带人去了。他拿着布告宣布：业主愿意自拆的，今天还可以拆，否则城管局就要“强拆”。

　　农民仍然不愿拆，刘慕宁放了几条警戒线，执法人员开始“强拆”。“强拆”完毕，刘慕宁和同伴们撤离此地。天快黑了，刘在路边寻了个地方小解。完事后一看，其他人都已经下山了，那几个拆迁户却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木棍、铁锤，领头的是个村民小组组长，他抬手一指刘慕宁：“就是他！你不要跑！”

　　刘慕宁本能地想跑，但转念一想：“我一跑他们就追，追上去一样挨打，还丢形象。”刘慕宁有经验，即使内心很紧张，也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子喝问：“你们想干什么？”他找了个开阔地站好，警告对方：“我们今天是来执法的，你们不要胡来。”

　　对方逼上前问：“你把我的房子拆了怎么办？”刘慕宁说你那是违章建筑，应该拆。他看出这个小组长是领头的，就死死揪住他：“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今天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因公牺牲也是烈士，你肯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我是公事公办，不是跟你个人有仇有怨。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你就是把我怎么样了，自己跑了，你全家也跑不掉。你是带头人，要负全部责任。”

　　村民小组长说：“现在我没有家了，你要给我安排地方住！”刘慕宁赶快说：“这个可以商量。你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到镇里谈，或者去风景区谈。”刘慕宁强调自己当时“没有求他”，只是想把局势缓和下来。但农民已经开始对刘慕宁推搡了。这时，城管局长下山后，发现刘慕宁没跟上来，又带人回来找他了。农民这才放过了刘慕宁。刘说他很是感谢城管局长，“他要不去，我这回就完蛋了。”

　　刘慕宁说，黄陂人不好说话，容易出事。因为黄陂自古土地贫瘠，人口多，资源缺乏，有手艺的人纷纷外出谋生。早期的汉口一大半都是黄陂人。后来黄陂人又跑到了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以至于有句话叫“无陂不成镇”。经常外出的老百姓思想开放，信息灵通，不好糊弄。甚至有些老百姓知道的事，当地官员还不知道。

　　所以，就可以理解，2004年的12月28日，区委领导为什么会找刘慕宁谈话，希望他出任区信访局局长一职了。当时的黄陂区委书记，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弟弟马小援。刘慕宁称他是一个“亲民的好书记”。

　　马小援书记对刘慕宁说，我就是看中了你，希望你把信访这个事做好，让区委、区政府领导都能集中精力，研究发展经济的事。

　　刘说自己当时感到意外，因为他已经52岁了，快该休息了，正准备把职业生涯的句号“画得圆一点儿”。同时，他又感觉当百万人口大区的信访局长“责任太大了，不是小事”。

　　“很多特殊故事，你想都想不到”

　　2005年1月5日，刘慕宁来到信访局上任。当时信访局只有六七个人，在一个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家庭式房子里办公。

　　刘慕宁说，来上访的什么人都有，都带着气；有的还有病，什么病都有。他刚到信访局，就被来了个下马威。

　　2005年2月，有一起涉法涉诉信访。当事人因为承包鱼塘的事，与人打官司，败诉了，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来上访，刘慕宁说你想推翻案子，不是信访部门所能做到的。当事人很生气，弄了个土炸弹，塞到信访局的大铁门下，把铁门炸了个大洞。“炸得我耳朵到现在都不好使。”刘慕宁摸着耳朵说。

　　刘慕宁平时注重形象，衣着考究。有人跟他说，你要当信访局长，可不要再这样穿了，因为你要面对很多麻烦事，群众一看像个干部，揪住你就不放了。

　　刘慕宁说：“我是信访局长，就应该像个吸铁石，把信访人员都吸引过来。我这里吸的人多了，他那里干事的人就腾出手了。要是老百姓看我不像干部，他来找你干啥？而且，衣着的庄重、严肃，也表示对信访人员的重视。我是正处级干部，穿得正式点有什么不行？”

　　黄陂交通便利，航空、铁路、公路交通都很发达。天河机场就在黄陂境内，想去北京也很便利，上访人员经常往北京跑。黄陂又像个大工地：京广线、京九武麻联络铁路、沪汉蓉高速铁路、武合高速铁路等等重点工程，都是成片成片地征地。黄陂号称“武汉市最大的土地资源储备地”，亚洲最大的编组站——武汉北铁路编组站建设时，直接征地7000亩，加上间接征地有上万亩，很多农民房子没了，地没了，甚至连村庄都没有了。

　　武汉市的商业征地几十万元至100万元一亩，编组站的征地补偿却只有1万多元一亩。一位镇委书记来找刘慕宁请教：征地补偿这么低，怎么才能不让老百姓闹事？刘慕宁跟他说：一是大力宣传，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二是公开征地补偿账目。镇委书记一听：“领导没指示让公开呀。”刘慕宁说，你只管公开，出了事我负责。

　　“很多特殊故事，你想都想不到。”刘慕宁回味无穷地说，“但是上级有要求，那些故事不好讲。请你理解。”

　　做信访工作难在哪儿？刘慕宁说，一是责任重大。二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会发生什么问题。

　　武麻铁路建设时要经过黄陂的五六个乡镇。征地补偿1.85万元/亩，包干到区。刘慕宁说，农民得到这些钱很可怜，区里一分不少地下到了乡镇，要求乡镇依照征地面积，把钱发放到农户。但是有几个乡镇的领导却动了心思。征地款应该是所有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发下去的，这些乡镇却分了岗地、水田、菜地等，补偿标准也不一样，但肯定都是减少了。

　　“2008年春节，有位农民找我反映这个事。”刘慕宁说，“我听了很吃惊，让他不要再张扬了，我会很快答复他。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它涉及千家万户。但事情已过了几年，当时的乡镇领导都换人了。我立即向区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区领导紧急召开会议，把涉及此事的乡镇领导全部叫来。区长说：‘我该给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你们了，你们也要把该给农民的钱一分不少地拿出来。没钱，砸锅卖铁也要给！’”

　　很多人对刘慕宁的做法不理解。有乡长找到他说，看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刘慕宁说：“错了，我恰恰是为你们着想。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面积，你想捂肯定捂不住。”有的乡镇领导说我刚上任，没钱怎么办？刘慕宁就给他们出主意：找区长。经过统计，这笔要补发的钱共有800多万。刘慕宁向区长建议说只有一个办法：从区财政借钱，先发给农民再说。区长采纳了刘慕宁的意见。后来，这些乡镇的领导看到有其他干部因为征地补偿问题受了处分，才由衷地说：“还是老刘想得深。”

　　“连续3年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

　　在刘慕宁的主持下，黄陂区信访系统编织了一个绵密之网。全区每个乡镇都有主抓信访工作的领导，他还在每个村配备一名信访专干。对重点上访对象，每天都要向信访局报告《稳控情况信息反馈》，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全国“两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信访部门提前进入“非常时期”；各乡镇、各系统都要随时汇报信访信息，“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对重点上访对象要实行24小时监控，有的镇甚至成立了三个班子：盯防专班、拦截专班、应急专班。一旦盯防对象失控，就立即在全镇的主要道路进行拦截。区信访局亦在北京、省里各驻守一名副处级干部，负责拦截来自黄陂的上访者。

　　刘慕宁的同事，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说：“信访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维稳与老百姓维权之间的矛盾。比如土地征用，给老百姓的补偿很低，他就不满意；企业改制不给职工办劳保，他也不满意。不满意就要上访，个体上访不行就群体上访。群体事件一闹，政府要维稳，就得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维稳与维权的矛盾如何调处？就是信访工作的主要内容。你不能不让老百姓维权。像民办教师，他们是在中国教育最不发达的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时候大学生少，他们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现在他们年纪大了，你今天这考试，明天那考试，考试不合格就把他们给‘精简’了。这些人又无一技之长，不能再去做别的工作。国家也强调‘科教兴国’，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补偿。这个事处理不好，也会涉及稳定问题。”

　　在关于刘慕宁的宣传材料中，刘曾在工作现场因病晕倒过两次，分别是2007年9月14日和2008年8月23日。但刘慕宁告诉记者，2008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他在北京值守，工作到凌晨两点，亦因心脏病发作晕倒过一次。

　　刘说每年全国“两会”时，他们都要全部去北京值守。什么是值守？值守什么呢？刘慕宁愣了一下，立即说：“这个不能说。”

　　刘慕宁感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得非常谨慎，很累。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他的心脏放了两个支架，每天得吃一大堆药。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手心湿冷，谈话的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住了。

　　武汉市信访局2007年第27期《信访简报》(2007年11月1日)的题目是：《创新、责任、奉献——记黄陂区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维稳办主任刘慕宁》。其中一段内容是：

　　“2007年9月14日下午1∶40，在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区维稳领导小组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党的十七大期间的驻京劝返工作。突然，区信访局局长刘慕宁同志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晕倒在现场……时间倒推至9月9日，当获悉黄陂、新洲、汉南等几个区10名民师已进京，准备于9月10日教师节在京集体闹访的信息后，刘慕宁同志带领区信访局、公安国保大队的同志连夜赶赴北京，与先期驻京值守的同志一起做劝返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00将上访人成功稳控，一大早组织接送上访人全部返汉后，紧接着参加下午召开的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专题会。11日至13日，又连续3天加班至深夜。14日，为防止民师赴省集体上访，刘慕宁同志早晨5∶30动身赶到现场值守。中午11∶00，接到盘龙城开发区有人组织进京上访的消息后，又赶往开发区进行紧急处置，这就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基层信访局长忙于四处扑火，而席不暇暖，奋不顾身的情景。

　　这份文件还说：“刘慕宁同志2005年元月始任黄陂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3年来……区信访量逐年下降，集体越级上访不断减少，尤其是2007年元月至9月，实现了进京非正常上访为零。”

　　打破这个“零的纪录”的，应该就是2007年9月9日，10名民办教师赴京上访的这一次。

　　2009年，刘慕宁被武汉市政府记二等功，又被黄陂区大会表彰时，有关他的宣传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从2006年到2008年，黄陂区连续3年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慕宁把“连续3年”的说法改成了“从2006年一直至今”。

　　看来，“进京”与“不进京”，“登记”与“拦截登记”，也是访民与地方政府在信访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之一。

　　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在以他名义撰写的关于刘慕宁事迹的报告材料中，提到如下内容：“去年(2008年)9月7日早晨，我们接到信息：全市辞退民师将赴京上访，我区六指街的王梦玲也是赴京上访者之一。刘局长亲自带领我和局的几位同志，与六指街的领导一起赶到王梦玲家。王梦玲果然不在家，家人告之她已于5号到杭州教书去了。刘局长马上产生怀疑……通过与群众了解，得知王梦玲果然已经到北京。刘局长立马带领我和局里的几位同志坐飞机赶到北京。可北京那么大，又没有王梦玲的联系方式，要想找到她真可谓大海捞针。刘局长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通过住宿登记对照王梦玲的身份证查找，很快在一个小旅店里找到了王梦玲的住处。

　　“当时已是下午5点多，王梦玲和其它区里的20余名辞退民师，正在旅店对面的一家餐馆边吃晚饭，边商议上访事宜。如果进餐馆强行带走王梦玲，不仅带不走人，而且还极有可能发生群体性的冲突事件。刘局长和我们几个很快商议了对策：请一名同志以当地居委会干部的身份，撇着京腔独自与王梦玲接触。当王梦玲离开饭桌的一刹那，刘局长一马当先将她带出房间，并趁着夜色离开餐馆。其他区的同志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将20余名辞退民师一一带出了餐馆。当晚9时，我们一行带着王梦玲踏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即是说，在距2007年9月9日刘慕宁进京拦截上访民师整整一年之后，又有更多的一批民师进京“非正常上访”，同样被刘慕宁等人邀截，带了回来。

　　戴汉民感慨：“通过这次有效控制上访人员的事情，我看到了刘局长的果断、多谋。”

　　据记者得知的消息，黄陂民师的上访事件，至今仍不断上演着。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黄陂区委、区政府大楼涌进了三批群体上访者：一批失地农民，一批前丝绸厂的合同工，一批1962年被下放的区教育系统教师。他们为什么不去信访局而来区政府？信访局一位工作人员笑对记者说：“他们相信找区政府比来信访局更管用呗。”一位叫邓泽香的老太太说：“我们为这事跑了4年，区信访局去了无数次。他们的答复是没政策，不能改变。他们说‘还有下放几十年的人，现在还在教民办呢’。”

　　邓泽香原是黄陂县老横店区的教师。1962年，20岁的她与黄陂县教育系统的270多名教师同时被下放。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下放？邓说，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养不起这么多人，就让他们“回乡生产”了。

　　40多年过去，这批下放教师，有的去世了，有的通过渠道把身份又改过来了。邓泽香等59人从4年前开始上访，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份及待遇。

　　去年11月，区政府答应按民师退养的有关规定安置他们，每人每月可领到退养金400多元，今年又涨到了600多元。但教师们并不满意，他们找到了一份1991年的中央办公厅与人事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据此要求与同时期本区公办老师享受同样的待遇。由于长期上访，本案已是黄陂区人大副主任陆建军的“包案”。陆说你们的要求太高了，我答复不了。邓泽香不知他们反映的问题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2008年8月23日，北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刘慕宁在全区大会上觉得胸堵，心脏病发作，又一次晕倒了，马上送进医院抢救。区领导去看望他，刘慕宁说：“我的工作没搞好，倒下了。”区领导说：“你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要为你请功。”

　　刘慕宁否认因为自己病倒，才得到武汉市政府所记的二等功的。“就是不倒，我的工作成绩也摆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