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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信访局长的酸甜苦辣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3日10:01  南风窗

  本刊记者  石破  发自武汉

  虽然今年1月中旬,刘慕宁已被武汉市政府记了二等功;虽然3月初,黄陂区亦召开大会,宣布授予刘慕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开展向其学习的活动,但对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刘慕宁仍很谨慎。

  “现在武汉市还没统一对我宣传,我不便主动讲太多自己的事……”刘慕宁说。

  “瓮安事件只是很小的一件事”

  刘慕宁说他的职务是“五位一体”: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区政府信访复查复核办主任。从这个“五位一体”的职务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信访部门工作的高度重视。

  黄陂区位于武汉市北部,是武汉市国土面积和人口第一大区。全区有19个街乡镇场,80多个区级机关单位,刘慕宁接手信访局那年,区财收只有3亿元,2008年则增长到17亿。

  “社会不稳定时,区领导就是想做点事,他心里也烦。”刘慕宁说。2005年以前的黄陂,是湖北省的上访问题老大难地区,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如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知青及援疆返陂人员上访问题、涉教问题、民师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成群结队的上访人员经常把区委、区政府围得水泄不通。

  刘慕宁是2005年1月5日调任区信访局长的。上任后,刘慕宁搞了个“三联单”。刘慕宁说:“现在国家有统一的规范了,当时有的是登个记,有的打个电话,形式千奇百怪。我们搞三联单是湖北省第一家。”刘还在信访局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联合接访中心,区政府10多个部门联合在这里接访。刘慕宁在区政府门口树了个牌子:有事请找信访局。还派了个引导员,把上访人员都引到这里。

  100多万人口的大区,从2006年6月至今,连续三年多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这是刘慕宁任黄陂信访局长以来的主要成绩之一。

  “我16岁参加工作,长期在基层,转过很多单位。”1952年出生的刘慕宁说:“‘文革’时上初中,我是三好学生;到了部队是五好战士;转业回来当老师,我是优秀教师;后来当校长,是武汉市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又当基层干部,在乡镇工作几十年,干过宣传委员、副乡长、副镇长等,天天跟农民群众打交道。1992年,我在黄陂最大的镇——城关镇当副镇长,分管最难搞的计划生育工作,把城关镇搞成了全省的计划生育先进镇。”

  2000年3月,刘慕宁成为黄陂县第一批正处级干部。他是黄陂开发区的第一任主任,后来又转任区政府副主任。

  刘慕宁说:“从2000年后,全区所有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像两湾群众斗殴、大型围堵上级党政机关、现场大型拆迁以及渔业纠纷、边界纠纷等,都是我代表区政府去处理——我兼任指挥长,指挥公安、司法等部门一起上。贵州的瓮安事件那么轰动,对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我处理过的群体性事件比这大得多。因为我知道这些闹事的群众在想什么,能够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用区领导的话说,我从来没有失过手。”

  虽然刘慕宁很谨慎,但还是忍不住要谈起自己那些得意的经历。

  在一次刘慕宁指挥的大型“强拆”行动中,队伍拆迁完毕,往回走时,一台挖掘机突然断了链条,趴在路上不动了。老百姓哗地跑了上来,“像打日本鬼子一样”,刘慕宁笑道。群众要往这一台价值100多万的机器上使气,纷纷叫嚷:“砸了它!”

  刘慕宁马上下令公安和武警围住这台机器,想办法把车弄出来。他站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向群众喊话,身上挨了几砖头。僵持两个多小时后,吊车过来,把挖掘机吊走了。执法人员立即撤退,只有几位受了轻伤。

  在处理这些大型群体性事件中,哪一次是最令刘慕宁感到恐怖的经历?

  刘慕宁说:我一般不怕事,因为从小出来,在外闯荡了几十年,但有一次,我是真怕了。

  那是2004年秋。有一天,刘慕宁带着城管、公安人员去风景区“强拆”。这里有农民不经批准,在水库旁建农家小院,吃喝拉撒的东西都倒进了水库里。区城管局贴出布告,限令业主半个月时间自拆,但业主没拆。限期一到,刘慕宁就带人去了。他拿着布告宣布:业主愿意自拆的,今天还可以拆,否则城管局就要“强拆”。

  农民仍然不愿拆,刘慕宁放了几条警戒线,执法人员开始“强拆”。“强拆”完毕,刘慕宁和同伴们撤离此地。天快黑了,刘在路边寻了个地方小解。完事后一看,其他人都已经下山了,那几个拆迁户却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木棍、铁锤,领头的是个村民小组组长,他抬手一指刘慕宁:“就是他!你不要跑!”

  刘慕宁本能地想跑,但转念一想:“我一跑他们就追,追上去一样挨打,还丢形象。”刘慕宁有经验,即使内心很紧张,也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子喝问:“你们想干什么?”他找了个开阔地站好,警告对方:“我们今天是来执法的,你们不要胡来。”

  对方逼上前问:“你把我的房子拆了怎么办?”刘慕宁说你那是违章建筑,应该拆。他看出这个小组长是领头的,就死死揪住他:“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今天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因公牺牲也是烈士,你肯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我是公事公办,不是跟你个人有仇有怨。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你就是把我怎么样了,自己跑了,你全家也跑不掉。你是带头人,要负全部责任。”

  村民小组长说:“现在我没有家了,你要给我安排地方住!”刘慕宁赶快说:“这个可以商量。你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到镇里谈,或者去风景区谈。”刘慕宁强调自己当时“没有求他”,只是想把局势缓和下来。但农民已经开始对刘慕宁推搡了。这时,城管局长下山后,发现刘慕宁没跟上来,又带人回来找他了。农民这才放过了刘慕宁。刘说他很是感谢城管局长,“他要不去,我这回就完蛋了。”

  刘慕宁说,黄陂人不好说话,容易出事。因为黄陂自古土地贫瘠,人口多,资源缺乏,有手艺的人纷纷外出谋生。早期的汉口一大半都是黄陂人。后来黄陂人又跑到了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以至于有句话叫“无陂不成镇”。经常外出的老百姓思想开放,信息灵通,不好糊弄。甚至有些老百姓知道的事,当地官员还不知道。

  所以,就可以理解,2004年的12月28日,区委领导为什么会找刘慕宁谈话,希望他出任区信访局局长一职了。当时的黄陂区委书记,是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的弟弟马小援。刘慕宁称他是一个“亲民的好书记”。

  马小援书记对刘慕宁说,我就是看中了你,希望你把信访这个事做好,让区委、区政府领导都能集中精力,研究发展经济的事。

  刘说自己当时感到意外,因为他已经52岁了,快该休息了,正准备把职业生涯的句号“画得圆一点儿”。同时,他又感觉当百万人口大区的信访局长“责任太大了,不是小事”。

  “很多特殊故事,你想都想不到”

  2005年1月5日,刘慕宁来到信访局上任。当时信访局只有六七个人,在一个面积100多平方米的家庭式房子里办公。

  刘慕宁说,来上访的什么人都有,都带着气;有的还有病,什么病都有。他刚到信访局,就被来了个下马威。

  2005年2月,有一起涉法涉诉信访。当事人因为承包鱼塘的事,与人打官司,败诉了,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来上访,刘慕宁说你想推翻案子,不是信访部门所能做到的。当事人很生气,弄了个土炸弹,塞到信访局的大铁门下,把铁门炸了个大洞。“炸得我耳朵到现在都不好使。”刘慕宁摸着耳朵说。

  刘慕宁平时注重形象,衣着考究。有人跟他说,你要当信访局长,可不要再这样穿了,因为你要面对很多麻烦事,群众一看像个干部,揪住你就不放了。

  刘慕宁说:“我是信访局长,就应该像个吸铁石,把信访人员都吸引过来。我这里吸的人多了,他那里干事的人就腾出手了。要是老百姓看我不像干部,他来找你干啥?而且,衣着的庄重、严肃,也表示对信访人员的重视。我是正处级干部,穿得正式点有什么不行?”

  黄陂交通便利,航空、铁路、公路交通都很发达。天河机场就在黄陂境内,想去北京也很便利,上访人员经常往北京跑。黄陂又像个大工地:京广线、京九武麻联络铁路、沪汉蓉高速铁路、武合高速铁路等等重点工程,都是成片成片地征地。黄陂号称“武汉市最大的土地资源储备地”,亚洲最大的编组站——武汉北铁路编组站建设时,直接征地7000亩,加上间接征地有上万亩,很多农民房子没了,地没了,甚至连村庄都没有了。

  武汉市的商业征地几十万元至100万元一亩,编组站的征地补偿却只有1万多元一亩。一位镇委书记来找刘慕宁请教:征地补偿这么低,怎么才能不让老百姓闹事?刘慕宁跟他说:一是大力宣传,争取更多人的理解,二是公开征地补偿账目。镇委书记一听:“领导没指示让公开呀。”刘慕宁说,你只管公开,出了事我负责。

  “很多特殊故事,你想都想不到。”刘慕宁回味无穷地说,“但是上级有要求,那些故事不好讲。请你理解。”

  做信访工作难在哪儿?刘慕宁说,一是责任重大。二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会发生什么问题。

  武麻铁路建设时要经过黄陂的五六个乡镇。征地补偿1.85万元/亩,包干到区。刘慕宁说,农民得到这些钱很可怜,区里一分不少地下到了乡镇,要求乡镇依照征地面积,把钱发放到农户。但是有几个乡镇的领导却动了心思。征地款应该是所有的土地一视同仁地发下去的,这些乡镇却分了岗地、水田、菜地等,补偿标准也不一样,但肯定都是减少了。

  “2008年春节,有位农民找我反映这个事。”刘慕宁说,“我听了很吃惊,让他不要再张扬了,我会很快答复他。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它涉及千家万户。但事情已过了几年,当时的乡镇领导都换人了。我立即向区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区领导紧急召开会议,把涉及此事的乡镇领导全部叫来。区长说:‘我该给的钱一分不少地给你们了,你们也要把该给农民的钱一分不少地拿出来。没钱,砸锅卖铁也要给!’”

  很多人对刘慕宁的做法不理解。有乡长找到他说,看你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刘慕宁说:“错了,我恰恰是为你们着想。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面积,你想捂肯定捂不住。”有的乡镇领导说我刚上任,没钱怎么办?刘慕宁就给他们出主意:找区长。经过统计,这笔要补发的钱共有800多万。刘慕宁向区长建议说只有一个办法:从区财政借钱,先发给农民再说。区长采纳了刘慕宁的意见。后来,这些乡镇的领导看到有其他干部因为征地补偿问题受了处分,才由衷地说:“还是老刘想得深。”

  “连续3年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

  在刘慕宁的主持下,黄陂区信访系统编织了一个绵密之网。全区每个乡镇都有主抓信访工作的领导,他还在每个村配备一名信访专干。对重点上访对象,每天都要向信访局报告《稳控情况信息反馈》,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全国“两会”等重要活动期间,信访部门提前进入“非常时期”;各乡镇、各系统都要随时汇报信访信息,“有事报事,无事报平安”;对重点上访对象要实行24小时监控,有的镇甚至成立了三个班子:盯防专班、拦截专班、应急专班。一旦盯防对象失控,就立即在全镇的主要道路进行拦截。区信访局亦在北京、省里各驻守一名副处级干部,负责拦截来自黄陂的上访者。

  刘慕宁的同事,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说:“信访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维稳与老百姓维权之间的矛盾。比如土地征用,给老百姓的补偿很低,他就不满意;企业改制不给职工办劳保,他也不满意。不满意就要上访,个体上访不行就群体上访。群体事件一闹,政府要维稳,就得解决老百姓的问题。维稳与维权的矛盾如何调处?就是信访工作的主要内容。你不能不让老百姓维权。像民办教师,他们是在中国教育最不发达的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那时候大学生少,他们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现在他们年纪大了,你今天这考试,明天那考试,考试不合格就把他们给‘精简’了。这些人又无一技之长,不能再去做别的工作。国家也强调‘科教兴国’,应该给他们一定的补偿。这个事处理不好,也会涉及稳定问题。”

  在关于刘慕宁的宣传材料中,刘曾在工作现场因病晕倒过两次,分别是2007年9月14日和2008年8月23日。但刘慕宁告诉记者,2008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他在北京值守,工作到凌晨两点,亦因心脏病发作晕倒过一次。

  刘说每年全国“两会”时,他们都要全部去北京值守。什么是值守?值守什么呢?刘慕宁愣了一下,立即说:“这个不能说。”

  刘慕宁感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得非常谨慎,很累。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现在他的心脏放了两个支架,每天得吃一大堆药。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手心湿冷,谈话的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住了。

  武汉市信访局2007年第27期《信访简报》(2007年11月1日)的题目是:《创新、责任、奉献——记黄陂区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维稳办主任刘慕宁》。其中一段内容是:

  “2007年9月14日下午1∶40,在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区维稳领导小组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党的十七大期间的驻京劝返工作。突然,区信访局局长刘慕宁同志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地晕倒在现场……时间倒推至9月9日,当获悉黄陂、新洲、汉南等几个区10名民师已进京,准备于9月10日教师节在京集体闹访的信息后,刘慕宁同志带领区信访局、公安国保大队的同志连夜赶赴北京,与先期驻京值守的同志一起做劝返工作,直到第二天凌晨2∶00将上访人成功稳控,一大早组织接送上访人全部返汉后,紧接着参加下午召开的全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专题会。11日至13日,又连续3天加班至深夜。14日,为防止民师赴省集体上访,刘慕宁同志早晨5∶30动身赶到现场值守。中午11∶00,接到盘龙城开发区有人组织进京上访的消息后,又赶往开发区进行紧急处置,这就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基层信访局长忙于四处扑火,而席不暇暖,奋不顾身的情景。

  这份文件还说:“刘慕宁同志2005年元月始任黄陂区信访局局长、区维稳办主任、区集处办主任。3年来……区信访量逐年下降,集体越级上访不断减少,尤其是2007年元月至9月,实现了进京非正常上访为零。”

  打破这个“零的纪录”的,应该就是2007年9月9日,10名民办教师赴京上访的这一次。

  2009年,刘慕宁被武汉市政府记二等功,又被黄陂区大会表彰时,有关他的宣传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从2006年到2008年,黄陂区连续3年实现进京非正常上访零登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慕宁把“连续3年”的说法改成了“从2006年一直至今”。

  看来,“进京”与“不进京”,“登记”与“拦截登记”,也是访民与地方政府在信访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之一。

  黄陂区信访局副局长戴汉民,在以他名义撰写的关于刘慕宁事迹的报告材料中,提到如下内容:“去年(2008年)9月7日早晨,我们接到信息:全市辞退民师将赴京上访,我区六指街的王梦玲也是赴京上访者之一。刘局长亲自带领我和局的几位同志,与六指街的领导一起赶到王梦玲家。王梦玲果然不在家,家人告之她已于5号到杭州教书去了。刘局长马上产生怀疑……通过与群众了解,得知王梦玲果然已经到北京。刘局长立马带领我和局里的几位同志坐飞机赶到北京。可北京那么大,又没有王梦玲的联系方式,要想找到她真可谓大海捞针。刘局长积极与相关部门联系,通过住宿登记对照王梦玲的身份证查找,很快在一个小旅店里找到了王梦玲的住处。

  “当时已是下午5点多,王梦玲和其它区里的20余名辞退民师,正在旅店对面的一家餐馆边吃晚饭,边商议上访事宜。如果进餐馆强行带走王梦玲,不仅带不走人,而且还极有可能发生群体性的冲突事件。刘局长和我们几个很快商议了对策:请一名同志以当地居委会干部的身份,撇着京腔独自与王梦玲接触。当王梦玲离开饭桌的一刹那,刘局长一马当先将她带出房间,并趁着夜色离开餐馆。其他区的同志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将20余名辞退民师一一带出了餐馆。当晚9时,我们一行带着王梦玲踏上了回武汉的火车。”

  即是说,在距2007年9月9日刘慕宁进京拦截上访民师整整一年之后,又有更多的一批民师进京“非正常上访”,同样被刘慕宁等人邀截,带了回来。

  戴汉民感慨:“通过这次有效控制上访人员的事情,我看到了刘局长的果断、多谋。”

  据记者得知的消息,黄陂民师的上访事件,至今仍不断上演着。

  2009年3月16日,星期一。黄陂区委、区政府大楼涌进了三批群体上访者:一批失地农民,一批前丝绸厂的合同工,一批1962年被下放的区教育系统教师。他们为什么不去信访局而来区政府?信访局一位工作人员笑对记者说:“他们相信找区政府比来信访局更管用呗。”一位叫邓泽香的老太太说:“我们为这事跑了4年,区信访局去了无数次。他们的答复是没政策,不能改变。他们说‘还有下放几十年的人,现在还在教民办呢’。”

  邓泽香原是黄陂县老横店区的教师。1962年,20岁的她与黄陂县教育系统的270多名教师同时被下放。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下放?邓说,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政府养不起这么多人,就让他们“回乡生产”了。

  40多年过去,这批下放教师,有的去世了,有的通过渠道把身份又改过来了。邓泽香等59人从4年前开始上访,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份及待遇。

  去年11月,区政府答应按民师退养的有关规定安置他们,每人每月可领到退养金400多元,今年又涨到了600多元。但教师们并不满意,他们找到了一份1991年的中央办公厅与人事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据此要求与同时期本区公办老师享受同样的待遇。由于长期上访,本案已是黄陂区人大副主任陆建军的“包案”。陆说你们的要求太高了,我答复不了。邓泽香不知他们反映的问题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2008年8月23日,北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刘慕宁在全区大会上觉得胸堵,心脏病发作,又一次晕倒了,马上送进医院抢救。区领导去看望他,刘慕宁说:“我的工作没搞好,倒下了。”区领导说:“你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要为你请功。”

  刘慕宁否认因为自己病倒,才得到武汉市政府所记的二等功的。“就是不倒,我的工作成绩也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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