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公务员工作倦怠原因
为什么我不快乐
——公务员工作倦怠原因解析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如果把造成倦怠的工作压力比作小提琴的琴弦，就再恰当不过了。无压力就好比是松松垮垮的琴弦，怎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而巨大的压力就好比崩紧到极限的琴弦，最终的后果可想而知。
程涛是一个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公务员，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被周围的人当作楷模，可以说是事业有成。可是，在他自己的心里却不这样看，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能力下降、无法胜任工作，经常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差错不断，工作能拖就拖，好像每天都欠着很多债，没有办法补起来。
因此，程涛每天都不由自主地想，我是不是应该辞职了，但出去又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留下来又看不见前途，工作忙又顾不了家，觉得特别没有用，就像一头只能围着石磨打转的驴，找不到改变的方向和路径。
程涛所处的状态，就是典型的职业倦怠。北京易普斯咨询公司首席顾问张西超发表在《财富》(中文版)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到：“我们有理由惊呼：上帝在赋予企业家名誉、财富和成就的同时，也顺手拿走了阻挡侵袭职业健康的洪水的闸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公务员。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很多人把做公务员比作是一座“围城”。“城外人”在用一种艳羡的眼光注视着公务员群体的时候，有谁思考过“城内人”的守望之苦？
让我们从两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说起，一个是“贾士贞”，一个是“池大为”。
“池大为”的坚守：一元化通道
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第一天走进省卫生厅办公室，丁小槐就告诉他：“前途无‘亮’，真是一点亮都没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个副科级退休，还不知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寥寥40个字，就把机关公务员面对职业上升通道狭窄的苦恼，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更让池大为苦恼的是，因为升职的问题，池大为与妻子经常吵架，家庭生活不和谐，对外交往也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当池大为的妻子董柳提出，“这一辈子怎么办呢？人只有一辈子啊”时，池大为感到了“绝望”。为了能够重新做人，池大为决心“把自己的过去杀死”。
透过这些文字，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普通机关公务员因为看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前途，呈现出的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不过，与池大为相比，贾士贞更痛苦，因为他有“身份之忧”——借调干部。
贾士贞因为勇敢进谏，被提前中止借调，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省委大门时，当初报到时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前后对比，贾士贞对职业发展的压力，有着比其他公务员更为强烈的感受，“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门时，看到闪着金色光芒的大字，那时，他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怀抱着远大的抱负和对未来的憧憬，将自己的前程描绘得如诗如画。然而，现在一切都破灭了，他觉得自己突然跌入万丈深渊，所有的理想和冲动顷刻间都化为泡影”。
对借调干部贾士贞来说，他如果不能变成具有组织部编制的正式干部，一句话就能让他提前离开。何时转成正式编制，是他唯一一条向上的路。而“退回”原单位，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种失败。
推而广之，如果贾士贞不是借调干部，他同样面对如何向上发展的问题。其实，这是所有公务员都必须直面的现实。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的思维定式，对公务员形成了一种巨大压力，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自己的“威力”。调查显示，职业发展压力是造成公务员倦怠的最大因素之一。
当公务员面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单项选择时，由焦虑进而倦怠，就变得不可避免，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将其概括为“一元化上升通道”。所以，池大为只能选择坚守在省卫生厅，并在坚守中寻找机会。对绝大多数公务员来说，也只有在这种一元化的思维定势下，公务员下海才会成为新闻。换句话说，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旋转门”，在目前阶段，还没有真正转动起来。
因此，这种一元化的发展途径，就成了公务员倦怠的重要“病原体”。全国政协委员陈万志认为，“公务员的仕途只有一个通道——升迁，难以做多元化的发展，面临有限的机会，难免低沉。”
职场睡人：我为什么不能与工作“热恋”
在很多人看来，池大为无疑是成功的，他最后成为厅级干部。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公务员都能拥有池大为的机缘。
实际上，大多数公务员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唱着“同一首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公务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抑制，如同一台程式化的机器，依靠一种惯性在重复，重复的次数多了，必定会出现疲劳，工作中难以提起兴致更打不起精神。无论是多么感兴趣的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加拿大著名心理大师克丽丝汀·马斯勒对职业倦怠症患者的形容——“职场睡人”。
李超平告诉《决策》：“公务员工作注重程序性、原则性，相对企业来说，工作灵活性差，这对于那些成就动机很强的人来说，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逐渐消磨掉了对这个职业的所有好感，就会感到很无聊，工作起来很痛苦，便造成工作倦怠。”
由此可见，复制粘贴出来的日子最易导致工作倦怠感，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对公务员来说，唱同一首歌消耗激情的同时，更感受到“社会上下千条线，政府中间一根针”带来的工作压力。
成锡锋在调查报告中分析认为，公务员工作中的每一件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从市场监管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几乎都离不开政府的工作。正因如此，加班加点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司空见惯。成锡锋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人认为“工作繁琐复杂，工作量大”、“我的工作经常加班，甚至没有节假日”、“精力大多被单位的工作牵扯，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这说明，政府部门的确是工作辛苦任务繁重的行业，政府部门公务员比较容易因为工作量大而导致情绪衰竭。
第三个方面，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缺少工作激励，也与职业倦怠有着直接关系。尤其是对政府直属机关的公务员来说，不像企业评价员工那样简单，很难用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一个人的工作。问卷调查也显示，虽然公务员每天忙忙碌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这在无形中造成公务员成就感低落。
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进行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价值感缺失”频繁出现在包括机关行政人员在内的所有类别被调查者的归因分析中。对此，李超平认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一个组织的价值观念是否匹配的问题。具体到公务员来说，“有一批人是冲着公务员队伍的权力或者资源去的，本身并不喜欢这个工作，这一类人最有可能出现职业倦怠。”
同样是在公务员这个群体中，调查数据显示，随着行政级别的升高，倦怠感随之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县长、市长、厅长来说，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而且，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媒体关注度等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机关公务员，在工作的心理感受上满意度高，倦怠感的程度相对就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绩效考核体系的激励作用。
“贾士贞”的叹息：潜规则之重
同样是说真话，不同的人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贾士贞在考察干部时勇敢进谏，与处长意见相左，被退回了市委党校。贾士贞在遭遇人际关系压力与正面碰撞官场潜规则之后，感到的是沉重、沮丧、郁闷，万般无奈的贾士贞“关起门来，把自己与外界隔绝”。池大为也说了真话，不过，他是因为在背后打“特殊报告”跟对了领导，从此步步高升。
换句话说，贾士贞破坏了潜规则，而池大为遵守了潜规则，所以他顺利地进入到一个人际关系的圈子之中。池大为发现：“大家这么围成一圈说说笑笑的那种气氛，有一种迷人的魅力。一个单位是个圈子，圈子里围绕着核心人物又有个小圈子。”而且，“他们经过了长期的训练，都知道了自己的角色，还有与角色相适应的心态。不知不觉地，你就进入了某种氛围状态，在扭曲中失去了被扭曲的感觉，而内心的那种坚挺，就像黄瓜打铜锣，去了一截又一截。”通过这段独白，关于人际关系的潜规则、关于角色定位等问题，都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就像晏之鹤告诉池大为的那样：“卫生厅是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
可以说，文学与现实互为投影。
成锡锋在问卷调查中发现，在造成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五种压力维度中，“角色压力”的均值超过了工作压力各维度的均值，而人际关系压力在工作压力问卷中是得分最高的维度，100%的被调查者感受到了人际关系压力。具体到整个工作压力问卷37个选项，得分排在前10名的，人际关系压力维度就占了6个。因此，成锡锋总结认为，人际关系压力是造成公务员倦怠感的最大原因之一。
角色通过人际关系来体现，人际关系通过潜规则来维持，三者之间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问卷调查中，“官场潜规则与自己良心的矛盾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得分均值排在第一位。因此，成锡锋认为：“潜规则与显制度的矛盾，导致政府部门公务员内心产生了强烈的人格分裂感和角色冲突感。而这种由角色冲突形成的角色压力，就成为导致公务员倦怠的重要原因。”
不同机构的调查结果还显示，4—5年的工龄群体，比6-10年的公务员表现出更强烈的职业倦怠。这就是职业倦怠分析中的“四年职场化蛹期”。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孙连荣博士分析认为，公务员工作对在职者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有很高的要求，然而对刚进入工作单位的年轻人来说，工作资源相对缺乏，良好且稳定的人际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遇事情绪波动大，由于工作压力而引发的心里耗竭比较严重。相反，工作年限不断加长有利于在职者积累和巩固人际关系应对工作压力，倦怠情绪相对不明显。
戴着有色眼镜看心理健康账户
“如果把造成倦怠的工作压力比作小提琴的琴弦，就再恰当不过了。无压力就好比是松松垮垮的琴弦，怎能演奏美妙的乐声？而巨大的压力就好比拉紧到极致的琴弦，最终的后果只会断掉。”南开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管健用一个比喻，将压力与倦怠的相关性做了形象的表述，可谓恰如其分。
对个人而言，心理问题源自于压力。但是，压力是任何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有压力并不可怕，处理不好压力才是真正的敌人。”管健分析道。
那么，如何缓解压力？
在西方国家，“左手拉着律师，右手拉着心理医生。”律师和心理医生是成功人士工作生活必需的左膀右臂。职业倦怠是一种不是病的“病”，要想减轻职业倦怠对工作的影响，办法之一就是寻求外力帮助，包括心理治疗。
相比之下，在我国，更多的人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心理医生。尤其是公务员的心理压力支持体统不健全，类似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减压试验”这样的活动，在全国只是零星的开展，还远远没有形成系统化。
因此，一旦当公务员处于职业倦怠的临界点之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帮助，而能够走进心理咨询室的公务员，就更是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的工作压力在日益增加，但心理健康账户的“赤字”更是在同步飙升。
正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整套公务员心理安全及有效调控体系，就造成很多人对职业倦怠症往往故意视而不见，通常认为像感冒一样不药而愈。恰恰相反，不找出真正原因，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快乐，如果任由这种“心理感冒”发展下去，严重的话，会陷入难自拔的忧郁症中。
工作压力导致心理资源过度透支，缺少心理支持体系又造成压力感增大，如果进入到这种恶心循环，职业倦怠就会“ 不请自来”。
最后，引用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一句话：“当工作是一种乐趣时，生活就是一种享受；当工作只是一种义务时，生活则是一种苦役。”但愿每个人都能拨开遮住心灵阳光的那层乌云，快乐得工作生活下去。-
